自序
编自选集，在我，这是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在1995年，那时，我的文字生涯，由初次在《读书》发表文章起算，将将十年，到现在，则将近三十年了。与之前的十年相比，过去这十七年，除了“马齿徒增”之外，发表文字的数量递减也是显见的，而这后面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写字的人没以前那么勤奋了。至于其他方面，可以说，变化不大。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做法，……现在还发现，编自选集时遇到的问题，要说的话，也都差不多。
翻看十七年前的旧序，觉得要交待的事情，那里都讲清楚了。比如关于拣选文章的原则，技术上的难点，应对的办法，等等。在这些方面，这个自选集并无新意，只不过，积累的文字多了，内容也更形丰富，书即分为两卷，一卷偏重于法的历史和理论，另一卷侧重于当下的法律与社会。内容上作这样的安排，并不一定表明有所谓研究上的转向，不过，比较前后两部自选集的目录，尤其是新加入文章的内容，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变化之迹。只是，此种变化出于自然，而非出于计划，这也意味着，这种变化，好也罢，不好也罢，并无深意，更没有预示着何种——如一些可敬的读者经常以为和期待的那样——惊人之举。
与一般编纂文集不同，编自选集就好比作人生总结，不但要交代以往都做了什么，而且隐含自我评价之意。坦白讲，我向来不擅此道，而且认为，这就像时下的博士答辩，一律被要求自陈其“独特贡献”，根本是不当之事。所以，逢到年终考评，填报表格，我所做的，除去罗列事实，如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之事，不复多言。不过，最近一次却是例外。这一次，涉及某部门管理系统的专家数据库，被要求填写的表格备极繁琐，令人不胜其烦。最后一项 ，“主要业务成就”，尤为可恨。我一向拒绝命题作文，更不用说这样的题目。想一句话对付过去，又发现其下特别注明“不得少于500字”云云。管理者出此规定，是因为对此等逃避行为早有预见？转念一想，既如此，何不依其要求，做一篇新式八股？念动之间，烦扰即去，遂“欣然命笔”，拟成五百言：
主要从事法律史及法律社会学等领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种，文章数十篇，主编法学类丛书两种，编辑社科类书刊一种，组织学术活动逾百；曾游学欧美，讲学港台，足迹至于海外，略为人知。
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业，研究涉乎古今，比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学术碍难专精。虽然，每著一书，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诣，力求发人所未发。立言不求传世，但求无愧己心，不负读者。
尝追随法儒孟德斯鸠，以文化阐释法律，以法律阐释文化，创为法律之文化解释。自法学出，然素尚史学之视界广博，哲学之分析精微，群学之方法贯通，尤喜人类学之观察细致，反思深刻。治学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尽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学科界分；重意义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运思在史学与哲学之间；惯以解释立场，求理解之可能。
学重说理，文尚简约。善倾听，不因人废言，唯公是听，唯理是从。不变于己，无改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行事在可为可不为之间。无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为务。入学界数十载，先执教鞭于大学，后专著述于研究院，以发表之文字计，年不过数万言，若以申领课题之数量论，则一无可陈。惟平生所为，率皆无违乎己心，故亦足自满也。
所谓自满，当然不是指“业务成就”。要讲“业务”，我可以呈上这两卷小书，至于它们能否称得上“成就”，或者，可以算是何种“成就”，那只能由读者去检验和判定了。
治平
2012年7月19日
西山忘言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