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传统
一
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
死的时候，他只有51岁，正当学术的盛年。
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也给中国现代学术史增添一个谜团。
王国维死后，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嫡孙、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公子、中国现代史学的巨擘——陈寅恪，写了一首《挽诗》和一首《挽词》。
陈寅恪在《挽词》的序言中，提出，王国维的死，不是“殉清”，也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无关，而是因为文化的苦痛，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大师”的称号很流行。如果以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并不是很多和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作大师。
流行与时尚，应该与学术大师无缘。
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那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至名归的学术大师。
如果称他们为国学大师，也可以。
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能够看到、感悟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诸多传统。
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王国维）
如果没有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显得黯淡许多。
二
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使用。我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例”写于1991年3月，已经正式使用并阐发这个概念，酝酿则在1989年下半年。
我没有追溯，我之前，是不是有人使用过“中国现代学术”这个名称。但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说，我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
现代学术是与传统学术相对应的概念。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自先秦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它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的心学、清中叶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段落。
每一历史段落，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学术文化。
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儒释道三教的互补互动，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而又相融的特点。
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尤可见出学术思想之间的互相融合。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大变局”。学术方面，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与西潮汹涌而来有关。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区别开来： 1.学者追求思想自由；2.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3.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
三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开始于1898至1905年这一段时间。它的繁荣期，从后五四时期，直到30年代、40年代。这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大师巨子层出不穷。
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写道：
中国现代学术在后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可以传之后世而不被忘记。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可以作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而当之无愧。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个人学养而言，又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说，已经含有“昔不至今”的意思在内。东晋的佛学大师僧肇，撰有《物不迁论》，里面有“昔物不至今”一语，我用来比喻中国现代学术的良好传统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四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实绩，而且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
概而言之，比如说，包括——
学术独立的传统；
科学考据的传统；
广为吸纳外域经验而又不忘记本来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
学者能诗的传统；
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等等。
就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
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他目的之工具。”
朱光潜则对学术的实用与不实用问题，作了详尽的辨析：“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走去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绝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如果拿朱光潜先生的话，与今天学术界的状况作一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
文史哲人文学科如果单纯追求实用，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五
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
他的名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过二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写道：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就是“借传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籛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他往昔的学生汪籛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他提出两项假设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
当然，毛公或刘公并没有给他写“允许证明书”。
当然，他也就没有北上就职。
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
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主张并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即本于此。
六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还有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中国现代学者中，很多都是通儒。比如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钱宾四、钱锺书，等等。
中国学术史自古就有专家与通人的区别。专家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当时后世。
比如汉代，列入《儒林传》的，是博士之学，即当日的经学专家。而太史公、刘向、扬雄等，《汉书》里各自有专传，享受的是通儒的规格。
后汉的大儒许慎、郑玄，治经不专主一家，也是通人之学。
通学、通人、通儒，在学术史上一向有更高的地位。
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
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
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
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
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
三是打通文史——陈寅恪、钱锺书向所秉持的学术理念。
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
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还有通儒尚同。
我附带谈几句现在学术研究的课题制方式。课题制的好处，主要是规模大的课题，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创生思想。它更多的时候只能产生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固然带动人才，也局限人才。
七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写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
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章太炎，追求古奥。
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语体和文体方式的传承所作补充的一种途径。
八
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学问的探究。
最明显的是西南联大所创造的逆境的辉煌。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
章太炎曾经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世所共知。
黄侃和熊十力年轻时也曾热衷政治活动，甚至一度成为地方上的群众领袖。
但中年以后，他们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卓然立说成家。
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沉潜学问的深度。
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总之，中国现代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对我们今天而言，弥足珍贵。
“昔不至今”是我的慨叹。我当然希望今天的学人能够有所承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