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亲吻父亲的嘴唇，是在复活节假期的时候。那是一个清冷明朗的春日下午，树木延展出黑色的枝桠，空中的朵朵白云被涂上一抹柠檬色的亮泽。那间房间正对着芬尼街——一条在切尔西 的安静小路。
我一直在透过窗户看“芬尼武士”酒吧的那只狗扒花园的树篱。对于一只酒吧狗来说，它显然太胖了。当我意识到快乐如此触手可及，甚至那只粗心大意的狗都仿佛成了玩物时，一种喜剧般的诱惑从我的欢愉中生长开来。我又在那多看了一会儿，然后往前迈了几步，就那么吻上了父亲迷人的嘴唇。
他的嘴很宽，但那模子印出来般的人中下，嘴唇却很薄，抿得很紧，尤其是那片上唇，看上去就像他的生活被怒气、不快和痛苦裹挟了一般。或许这都是他从前嗜酒过度但是现在戒掉了的缘故吧。
那一吻太让人迷醉。甚至在它结束的那一刻，当空气又将我们隔开之时，我便知道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再也不会拥有那样美妙的一个吻。它带着芬芳，即便一生只得到一次也无悔。当魔鬼使你卑微如斯时，你是不能说它吝啬的。
父亲只是把身子别了过去，说了一声：“噢，天啊。”如果换作别的情形，我的意识里可能会掠过一丝不安，觉得他不喜欢我的吻才会这么说——“噢，天啊。”然而事实是我并没有。我不抱丝毫疑虑。
他背对着我，站在画桌前。他身体四肢修长，肩胛略有些弓起。桌上铺放着他用来作插画的颜料。画已几近完成，那是一幅表现山丘之景的扉页插图，给《广播时报》作的。
我的脑中升腾起一阵自娱自乐式的狂喜，对于一个未满十七岁的人来说，这种狂喜无疑太隐秘而明确了。
“我要走了。”我对着他忏悔状的背脊和惭愧地低垂着的头说。他的头发向前垂着，是未经抛光的黄铜的颜色。他的手指按压在桌沿上，指甲上那美丽的月牙白清晰可见，却不曾将其遗传给我。
“那再见了。”我说。我关上门，轻得像房间里有个熟睡的人一般，然后走下奥克利街那间屋子的三层楼梯。我感觉我的全身都注满了恩赐。
我应该把我们之前的故事解释给你听，它会中止于1972年的那一天，中止于切尔西。我的尤其如此，因为他只有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才在那里。
我的父亲名叫杰克，全名约翰•AP.里斯•欧文，1916年出生在南威尔士。他的父亲是名采矿工程师，家里坐拥镇里的煤矿和镇子本身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是富裕而舒适的，尽管他母亲永远都放不下那位死去的名叫奥拉的女儿。父亲从小娇生惯养，年轻时是个几乎没干过什么好事的放荡公子。被克利夫顿中学开除后，他一直在游戏人间，从没在什么事上定下心过，大笔挥霍，肆意纵饮。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的双亲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全家于是搬离了威尔士，住到了芬奇利路 上的一幢豪华公寓里。每次宿醉后，父亲都会懊悔不已，摆出痛改前非的样子，并给他的母亲买小盒包装的彩色昆泽蛋糕，哄着她把它们吃掉。可能也是为了取悦她吧，他宣布说自己已订婚，女方是和他一起厮混在爵士酒吧、猴岛的斯金德斯酒店和去位于布鲁克兰的赛车道共度周末的众多女孩中的一个。我觉得她应该是身材娇小的金发姑娘。他们在1939年8月结婚，之后父亲就在二战爆发那天去了海军服役。战争期间，他的双亲在数周之内相继去世，正在北极护航舰队服役的父亲却没能参加任何一场葬礼。父亲也是在那时发现自己的绘画才能的，退役后他便去了斯莱德艺术学院。
我只见过他的一张照片，就是在那期间拍的。照片中的他站在一幢建筑的宽敞的大门口，可能是一间博物馆或者画廊。他穿着件紧身毛衣，衬衫领子翻到了领口外，外面套着一件粗花呢外套和一条围巾。那时的他几乎可以用精致来形容，脸型瘦长，略带轻蔑地看着摄影师。从他的嘴上分辨不出他是冷血抑或是幽默。尽管那是张黑白照，你也能从中读出他双眸里的湛蓝。
照片中的他带有一些非常英格兰的特质。我母亲特别强调过，他们从来不是正宗的威尔士家庭，名字等种种都是装模作样的，我们也没有跟他的姓。在她和父亲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他不曾想过那位布鲁克兰妻子会在娘家人的鼓励下未经知会他便已谈好了离婚的事宜。
“你不能拿事情去烦他，”母亲告诉我，“当然了，如果我们有一个男孩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男孩，他应该会更努力地试着留下来。”
贝尔格雷夫广场后有一幢马厩改成的房子，是间名叫星栈的酒吧。战后那几年里，那儿可以说是星光璀璨。电影明星、外交官、律师、艺术家、作家、赛马训练师和周日报纸的狗仔们云集于此，他们支撑起了店主派迪•肯尼迪 那爱尔兰式号召力的光环，也支撑起光环下的魅力、誓言、辱没和光辉神性。
我母亲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政府机关里工作，她和同事们等巴士或者地铁前会去星栈玩上一玩以作消遣。有一晚她把一个喝醉了的名叫杰克的男子带回了家，和他发生了关系，之后三天两头就会这么来一次。当我姐姐在1950年出生时，母亲用一个黄铜窗帘扣当戒指，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已婚的女人。她说机关里的人把她送去了考文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