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如果人生可以拥有主题歌的话，我相信每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一首。我的主题歌是一种宗教，一种迷念。它或许是一种狂热，又或许是个人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一切东西。我与那种迷念相伴而生，我不曾看到，并且我现在也不知道，一种更有价值、更被误解、看上去似乎更绝望、更可悲地匮乏的理想。但是，不妨称为宿命或嘲讽吧，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自传草稿，1936年
当安•兰德五十二岁，离开她在俄国的出生地长达三十年并即将驰名世界时，她这样概括自己精巧复杂、富于创造且理性的世界：“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将永远不会有独裁者、神、善意的责任感来剥夺安•兰德这位天才的个人道德权利，让她无法在她自己的明亮灯光指引下生活。
兰德概括的世界不是她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安•兰德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1905年2月2日出生在圣彼得堡。她是一个俄籍犹太人，而圣彼得堡则是欧洲大陆上最反犹、政治上最分裂的国家的首都。她后来说，她厌恶俄国的一切。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她终其一生都喜欢俄国古典音乐和俄国糖果。不过，她的确痛恨她少年时代俄国消极、残暴和原始的宗教虔诚。
她完全有理由仇视这些东西。她出生时，1905年革命刚刚过去三个星期。1905年革命是一场虽然短暂但却血腥的起义。那是一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上午，多达三万名工厂工人及其家属、工会组织者、学生步行到冬宫请愿，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在沙皇的全能政府中发挥作用。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万两千名骑兵向他们开火了。请愿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加彭神父的俄国东正教教士，据说很多请愿者是在祈祷中被枪杀的。这场大屠杀不仅引发了遍及圣彼得堡的数天骚乱，而且还为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准备了条件。和1905年革命不同的是，“十月革命”并没有以对起义领导人的迅速、残暴的消灭而告终，而是以革命性的一击而告终。这革命性的一击不仅震撼了世界，还塑造了安•兰德的世界观。
1905年1月，兰德的父母分别是三十四岁和二十五岁，他们刚结婚九个月。他们的新公寓在扎巴尔干斯基街（Za-balkanshii Prospekt）一家药店的上面，在公寓内即可听到枪声。当天晚上，正是在这条街上，马克西姆•高尔基主持了圣彼得堡自由知识分子会议。在会议上，高尔基宣布：“俄国革命已经开始。”兰德的父亲原名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Zelman Wolf Zakharovich Rosenbaum），但在家庭之外却以他名字的非犹太变体吉诺菲为人所知，是一个药剂师，也是他们家楼下药店的经理。她的母亲名叫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以安娜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她很平凡，但自觉追求时髦，曾经通过训练成为一名牙医，但结婚怀孕后就不再干了。
到安•兰德出生的时候，扎巴尔干斯基街和周边街道已经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一种错觉。整个俄国，遍及俄国延伸到南方与东方的辽阔疆域，大规模工人罢工、反沙皇农民起义、反犹太暴力正在爆发。这种状况一波接着一波，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为了反对德国人，这个国家暂时团结起来。从1915年到1919年，这种状况再度爆发，并且更加猛烈，整个国家被撕裂，人们陷入饥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及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结束流放的领导人，连同流亡到欧洲随后归来的领导人，赢得了一批追随者。
在这些年里，作为一个犹太人是危险的。随着经济恶化和沙皇越来越多地采取镇压手段，大众愤怒的压力常常落到俄国五百万犹太人身上。长期以来，如同欧洲其他地方，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廷，犹太人被认为是与金钱经济、城市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等异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鉴于俄国有惧怕现代性以及强烈的反犹传统，犹太人成了现成的替罪羊，沙皇、地主和警察轻而易举就能把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无权而产生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对圣彼得堡以外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时期给他们带来了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反犹暴力。仅仅在1905年秋天，也就是兰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对犹太人的屠杀就发生了六百九十起，被杀害的犹太人多达三千人。在发生于克里米亚（兰德及其家人1918年曾迁居到那里）的敖德萨的一起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达八百人，另有十万犹太人失去了家园。据说，沙皇的警察曾经向那些大多不识字的俄国东正教暴徒提供了武器和伏特加酒。
圣彼得堡远离屠杀、相对安全，这也是罗森鲍姆夫妇迁居那里的原因之一。但就连圣彼得堡也有复杂的官方反犹形式。到了1914年，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长达近千页，从事任何一种没有获得明确许可的活动都是犯罪。数十年来，凡是从事对沙皇没用的职业的犹太人都被挡在了圣彼得堡之外。多数情况下，不具备资格的犹太人连来圣彼得堡待一晚也不行。按照法律，犹太人不得超过圣彼得堡人口的百分之二，居住证必须每年更新一次。为了逃避检查，犹太人常常改名换姓。犹太人和他们的家一直是警察搜查的对象。俄国栅栏区是犹太人居住区的一个大棋盘，它包括立陶宛大部分、拉脱维亚和波兰，那里贫穷屠杀肆虐，而兰德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他就以泽尔曼、泽门（Zalman）、吉诺菲等名字为人所知。他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名药剂师，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让犹太人相对自由地进入圣彼得堡的职业。但由于法令狡诈多变，给了沙皇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因而逮捕与（或）流放一直威胁着犹太人。
兰德正是在这种不稳定且常常是可怕的氛围中长大的。她是吉诺菲这个有前途的药剂师及其严守教规、野心勃勃的妻子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安娜后来以一系列浅薄、恶毒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兰德的小说中。兰德两岁半的时候，她的大妹妹娜塔莎出生了。兰德五岁的时候，她最小、最喜爱的妹妹埃莉诺拉（被叫作诺拉）降生到这个家庭。
1910年，诺拉出生的时候，吉诺菲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发展，他成了一家更大、更靠近市中心位置药店的经理。扎巴尔干斯基药店以及几条街外、吉诺菲结婚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家药店，这两家药店的所有者是安娜•罗森鲍姆的妹妹多布鲁利娅•卡普兰及其丈夫叶泽基利•康海姆。那家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Aleksandrovskaia）的新药店的店主是一个德国商人。这个德国商人名叫亚历山大•克林格，信奉基督教新教路德宗，蜚声业界。克林格的商店在涅瓦大街兹纳缅斯卡亚广场（Znamenskaya）对面。涅瓦大街是彼得大帝为容纳其镇压十八世纪叛乱的骑兵和火炮而修筑的主干道，辉煌灿烂，特别宽阔。刚刚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的吉诺菲和他的妻女迁居到紧挨着药店的二楼的一所宽敞、舒适的公寓里。安娜另一个妹妹的丈夫是个富有的医生，名叫伊萨克•顾萨奇科，他们和两个女儿住在三楼。兰德一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然后他们逃离了这个饥饿的城市，逃到了克里米亚。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像兰德这样一个从小就聪明、自主、孤独的孩子一定很难养育。抛开暴力与混乱不提，这十年崇尚虚饰、对家庭的忠诚和女性艺术，整个氛围是维多利亚式的，与她的气质格格不入。早期记忆里，她曾在这些问题上受到母亲的无理对待。母亲在家中居支配地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暴君”。据兰德回忆，他们一家搬到涅瓦大街公寓期间，兰德和妹妹曾被送到邻近的姨妈和姨夫（可能是康海姆夫妇）家中暂时待着。等她们回到了新家，兰德向妈妈表示想要一件她的表姊妹穿的那样一件半长罩衫。安娜•罗森鲍姆拒绝了她。五十年后，兰德回忆道，她妈妈不赞成给孩子们穿半长罩衫或其他时髦服装。安娜那时正在奉茶，可能是为了试验一下，她向妈妈要一杯茶喝。妈妈再一次拒绝了，说孩子不喝茶。尽管在当时，这位正在萌芽的逻辑学家可能多少会赢得辩论，但她忍着没有辩驳。实际上，她自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她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会拥有它！尽管她一生都认为自己当时只有三岁，但其实她要么四岁半大，要么已经五岁了。究其实质，她在四五十岁着手创造的复杂而富有争议的哲学体系，既是对其自问的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她的决心的纪念。这种体系最著名的表达是成为其第二本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标题的一句短语，这部作品就是1962年出版的《自私的德性》。
兰德最早的记忆值得在这里描绘一番。兰德（未来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这部小说的脉动被设置成一条美国大铁路的节奏）回忆道，她两岁半时曾和父亲并排坐在窗前，凝视着俄国的第一批街车。这些街车照亮了下面的林荫大道。1960年，她对一个朋友说，她的父亲当时正在解释街车的运转方式，她因为能听懂他的解释而感到高兴。然而当时她并不知道，修筑这条街车线的是美国威斯丁豪斯公司，这条街车线是四面楚歌的沙皇向圣彼得堡工人做出的一种友好的表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暗示，即使还在童年，兰德就表现出一种对美国资本主义明亮灯塔的喜爱。这种巧合以及其他类似的巧合在兰德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后来成为她和信徒们编织她的传奇的丝线。
沙皇政权越来越丧失民心，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为赢得俄国工人的拥护而竞争，罗森鲍姆一家则在这期间取得了成功。1912年，兰德的父亲成了克林格药店的合伙人。克林格的药店生意兴隆，不仅有克林格和吉诺菲，还雇用了六个助理药剂师、三个见习生和若干店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克林格将药店的全部所有权转让给吉诺菲。据推测，个中原因可能是随着俄国军队西进与德国军队作战，任何一个拥有德国名字的人在街上和圣彼得堡政府部门里遭遇到的风险甚至比一个犹太人还要大。随着收入增加，吉诺菲收购了药店和他们家公寓所在建筑的所有权。安娜雇用了一个厨子、一个女仆、一个照看她三个女儿的保姆。她甚至还雇用了一名家庭女教师来提高三个女儿的法语水平，因为法语是俄国受教育阶层的语言。她的三个女儿也上音乐与绘画课。
兰德尊敬父亲，但很不喜欢母亲。令人奇怪的是，她用母亲源自父姓的名字鲍里索夫娜称呼她的母亲。从一开始，她与母亲就无法和谐相处。她认为母亲反复无常、唠唠叨叨并且喜欢攀龙附凤，她还坚信母亲不喜欢她，这让她感到痛苦。据兰德回忆，安娜认为她的大女儿“执拗”。兰德就是执拗，这一点并不难想象。从她已公开的照片看，那时的她是一个穿着漂亮、头发长长的小女孩，长着一双又黑又大、透着机敏且镇定得引人注目的眼睛。她的脸长得方方正正，稍微有点胖。精神焕发的时候，这些特征让人想起她成年时期那种倔强的鹰派外表。她几乎没有朋友，也几乎没兴趣交朋友。不仅如此，在那样一个热烈崇尚锻炼身体的时代，她的举止有些迟缓。她的妈妈对她唠叨，要求她比表姊妹更可爱、更开朗、更活跃。（安娜会喊：“动起来，艾丽丝〔Alice〕，动起来！”）在移居美国后，兰德称自己为艾丽丝。艾丽丝是她的名字阿丽萨在英语中的叫法。她对她喜欢的东西（例如，某些欧洲的儿童故事和儿歌）很痴迷，对她不喜欢的东西则坚决漠不关心，甚至仇视。这种倾向让母亲恼怒。不过，对于兰德后来的著名观点，安娜也表达过很多看法。例如，安娜在三十年代写给兰德的一封信中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安娜不仅喜欢美国的思想，还希望能到美国参观，甚至用美国的州名和城市名给他们家的猫起名。
安娜的家庭背景比吉诺菲更优越。她似乎不仅在圣彼得堡出生，也在圣彼得堡长大。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赋予了她有教养的风度和社交上的优雅，而她的丈夫就缺乏这些。安娜的父亲（兰德的外公）是圣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裁缝，名字叫伯克（或鲍里斯）•伊特斯科维奇•卡普兰。他拥有一个为沙皇卫兵制作军服的工厂，这一点可能在他们家遇到麻烦时提供过保护。安娜的母亲（兰德的外婆）名叫罗萨莉亚•巴甫洛娃•卡普兰，和吉诺菲与安娜的妹妹多布鲁利娅的丈夫一样，也是一位药剂师。包括康海姆一家、顾萨奇科一家和安娜的两个弟弟约泽尔（Josel）和莫伊沙（Moisha，被称为米哈伊尔）在内，他们这一大家子都住在彼此临近的几条街上。由于安娜的大家族很多成员也住在这条街上[1]，再加上吉诺菲的八个兄弟姐妹最终也在圣彼得堡与他汇合，因此可知兰德是在一个相当大的犹太宗族中长大的。
安娜接受的教育也比她丈夫接受的广，这让她感到自豪。她会读、会说英语、法语、德语。在比利时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一直是她在教兰德和娜塔莎读写法语。虽然兰德长大后很好地利用了母亲给予的这些优势，但她仍然认为母亲伪善、浅薄。她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完全被证实。她曾一度将安娜描述为圣彼得堡知识界一位有抱负的成员，对生活的主要兴趣是举办聚会。不仅如此，她还怀疑，安娜对书籍和戏剧的喜爱其实并不够，安娜更喜欢的是在家庭和朋友经常举办的聚会上谈论书籍、戏剧时的体面姿态。安娜订阅外国杂志，其中包括儿童杂志。兰德阅读了这些儿童杂志。当兰德开始写作自己早期的故事时，她受到这些儿童杂志的强烈影响。在1917年革命改变一切之前，安娜还似乎曾是一个有艺术修养、寻求飞黄腾达之辈（尽管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那样，她是一个聪明、足智多谋的寻求飞黄腾达之辈）。她想让女儿们跻身圣彼得堡犹太特权集团，而兰德却尤其不适合这种计划。
《我们活着的人》是兰德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创作于她二十多岁的时候。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基拉•阿卡诺娃认为她的母亲是一个无原则的因循守旧者。兰德童年时之所以与安娜经常发生冲突，是因为她拒绝与别的孩子一起玩，因为她不合群且厌恶社交。但是，安娜似乎也有一种残忍的倾向。安娜曾经对她的大女儿说，她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她只是出于责任感才照顾她们。不仅如此，她还说她为她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有一次，她发火，折断了兰德喜欢的玩具娃娃的腿。据兰德回忆，自己大约五岁时，母亲走进孩子们的游戏室，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玩具。母亲对兰德和两岁半大的妹妹娜塔莎说，她们必须马上挑一些玩具收起来，挑一些留着玩。她还对她们说，在一年里，她们可以用留着玩的玩具来交换收起来的玩具。娜塔莎紧紧抓着自己最喜欢的玩具，但兰德却想着今后别人将她喜欢的玩具归还时所获得的乐趣，然后交出了最喜欢的玩具，其中包括一只彩色的发条机械小鸡。五十年后，兰德还能生动地描绘出这只小鸡。她回忆，交换的时间到了，自己就请求换回玩具。这时，母亲看上去被逗乐了。安娜解释说，所有玩具已经送给了孤儿院，因为她觉得，如果女儿们想要她们的玩具，就不会首先放弃它们。这可能是兰德第一次遭遇伪装成她后来尖刻地称为“利他主义”的不公正。随着时间推移，她对权力何以被伪装成有爱和仁慈的虚伪所攫取的理解，只会更加深刻。
这样看来，兰德在四五岁时发展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就几乎不足为怪了。这种意识就是：她喜欢的一切东西都必须是自己的，而不是母亲的，不是家庭或社会的。如果谁读过她在1943年创作的《源泉》，那么就有可能从多米尼克•弗朗孔那任性、复杂的性格中[2]辨认出这种意识。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她声称，自己根本不在乎能不能被家庭和同辈接受。由于大体说来她都不被接受，这个骄傲聪慧的孩子显然很早就明白把必须做的事情伪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事情。二三十岁时，她构建了一个道德原则的世界[3]，而这个世界正是建立在童年那种防御性德性的脚手架上。
兰德强烈为自己所有的东西中，有一样是世纪之交的音乐。她是在大众剧院和公园乐池中听到这种音乐的。这种音乐包括轻快的维也纳华尔兹、西部军事进行曲以及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The Drinking Song）。她记得，自己曾经恳求外婆卡普兰在外公崭新的维克楚拉留声机（Victrola）上放这种音乐。兰德后来说，外公的留声机是圣彼得堡最早的留声机之一。母亲和姨妈不喜欢她的音乐品位，但这反而使音乐更加诱人。她会在第一次听时就挑出一些歌曲，马上做出决定：这是我的，那不是我的。后来在生命中一些快乐的时刻，她会跟着这种音乐乐段录音的旋律，在房内翩翩起舞。她把这种音乐称为她“无聊活动”的音乐。
兰德也收集印有西方著名画作的廉价明信片，出售干货的商店卖这种明信片。不过，她只收集人物画，不碰风景画或静物画。她去世后，一些这样的明信片在一个标着“我喜欢的画”的文件夹中被发现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剪报和她喜欢的服装图案。她说：“我总是收集这样那样的东西。”她还说，母亲经常抱怨她收集了那么多的破烂玩意儿。但她高兴的是，外婆卡普兰“报复”了母亲的抱怨，给她买了带抽屉的柜子，让她往里面放置收藏品。
兰德在童年时代与她家人的关系多少有些疏远。不过她爱英俊的父亲吉诺菲，这算是一个大例外。她父亲以泽兹（Z.Z.）为家人所称，而对兰德来说则是扎哈洛维奇。在《我们活着的人》里，兰德将他设置为基拉的舅舅瓦西里。提到他“浓密的头发、强健的身体（和）煤炭般熊熊燃烧的壁炉那样的凹陷的眼睛”。与瓦西里一样，吉诺菲通常也沉默寡言，但对自己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取得的成就，他又深感骄傲。他欣赏大女儿的自豪精神和原创性，以及她像剃刀一样锋利的头脑。吉诺菲是俄国文学的热心读者，他先是对大女儿创作的早期故事表示支持，后来又对她创作一部思想小说的想法给予鼓励。
吉诺菲一度也想成为作家，但他最终采用了一种虽困难但更实际的路线，在1899年在华沙大学取得了药物化学学位。华沙位于吉诺菲在俄国栅栏区的家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东120英里处，深受栅栏区犹太居民的喜爱，因为它的准入政策对犹太人相对宽松。然而，由于非基督徒无法注册并只能成为“旁听者”或旁听生，吉诺菲只获得了两年制证书而非学士学位。兰德认为，他之所以选择化学，是因为化学系向犹太人开放。由于他直到二十七岁才开始药物化学课程的学习，那么情况似乎有可能是：他的父母无力承担学费，他可能先工作了几年，攒了一些钱，自己支付了学费。兰德回忆道，他后来帮八个兄弟姐妹中的七个在医疗行业接受了训练并离开了栅栏区。他那些移居到圣彼得堡的兄弟姐妹成为医师助理、牙医、助产士和按摩师。
吉诺菲在布列斯特的父系大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和专业人士。吉诺菲父母确切的谋生之道不得而知，但有可能也是医疗从业者。佐证是，就像吉诺菲和他的兄弟姐妹那样，吉诺菲的叔叔亚伦•罗森鲍姆和亚伦的一些子女也是医生、助产士、药剂师和牙医，在布列斯特及其周边和圣彼得堡行医。安娜的娘家最初也来自布列斯特，有数十位娘家亲戚仍然留在那里。安娜的娘家亲戚多为工厂主、社团领袖、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与罗森鲍姆一家生活、工作在相同的街道上，无疑与吉诺菲的父母都熟悉。事实上，安娜与吉诺菲很可能在吉诺菲去圣彼得堡之前就订婚了。也就是说，兰德父母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这方面的一个线索是，吉诺菲1902年刚抵达圣彼得堡，就从安娜的妹妹多布鲁利娅•康海姆和她丈夫叶泽基利那里得到了一份管理工作。对吉诺菲这个刚获执业资格不久的药剂师来说，自己没有被聘为学徒或助手，而是直接被聘为经理，这一点可暗示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职位，是受到了照顾并事先安排好的。
不管怎么说，直到“十月革命”那几年，安娜与吉诺菲的婚姻并不激烈，而是宁静和传统的。他工作的时间很长，并没有在公寓里待多久。她则负责女儿的社交活动、教育、健康养生和宗教训练，直到她们八岁或九岁开始上学。这是因为，就像来自俄国中上阶层的男孩和女孩那样，罗森鲍姆姐妹也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童年相当晚的一个时期。按照兰德的说法，父亲虽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以宽容来对待母亲的安息日（Sabbath）与节日仪式，以“比遗憾更谨慎”的耸肩了事。兰德后来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很少谈及自己的犹太血统。但在当时，她接受了母亲的宗教仪式，并将其视为构成生活的自然部分。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在男性十三岁的传统受诫礼上，她才做出一个自觉的决定：要成为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
兰德回忆道，自己还能记得第一次用上帝这种思想做试验是六岁的时候。当时她和一个姨姊妹决定为卡普兰外婆的一个白色小猫祈祷。那个小猫生病了，奄奄一息。姨姊妹觉得，如果她们“虔诚地祈祷”，上帝就会听到并拯救小猫。她们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祈祷，可小猫还是死了。兰德说，尽管依然对上帝半信半疑，但她对祈祷的无效并不吃惊，自己其实并不真的相信祈祷会起作用。后来，在可怕的1918年，她肯定会经常听到俄国东正教宿命论的那种言论。这些言论涉及遵照上帝的意志和效仿基督的典范去忍受苦难的必要性，让她一生都耿耿于怀。她决定与人共命运，也就是说，她将与自己的观察和对正义与权利的理解共命运，而不是与一个专制、难以捉摸、不公正、异己的神共命运。
兰德童年时，尽管父母努力保护她，以免让她受到周围发生的政治与种族冲突的伤害，但他们的努力可能差不多全付诸东流了。五六岁起，兰德就注意到一切，注意到令人困窘、毫无意义的虔敬，注意到邻居的偏见。她还注意到至多不过将以色列人当作二等人来对待的官方发言人。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托词常常是：犹太人是贪婪的承包商、疯狂的企业家和残忍的银行家，他们正在破坏“纯正的”斯拉夫传统，引发工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兰德对白手起家的父亲的爱被强烈地唤醒了。这种爱的后果将会在她赞成个人主义、支持工业的小说中显现出来，好几位评论家都把这些小说看成是为有天赋、富有成效的犹太人所作的一种充满激情的辩护。
兰德先是得到家人的注意和表扬，后来又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表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如果不是仅仅因为的话）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兰德的熟人罗伯特•拜德纳托评论道，从她成年时像闪电一样迅捷的逻辑和深刻的洞察力来看，她小时候肯定非常聪明。）然而，没有多少人对她真实的想法和情感感兴趣，即便她的家族成员也是如此。只有一个感兴趣的，那就是她的小妹妹诺拉。兰德一家忙于父亲不断扩大的生意和母亲、二妹妹的活动，尤其是女人们，她们几乎对兰德古怪的念头失去了耐心。在第一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中，她写道，基拉的家人“对他们称为基拉的情感的东西不耐烦地耸耸肩……它们不是基拉的妹妹莉迪娅（Lydia）的情感，它们只是基拉的情感”。兰德上学后，同学对她的古怪念头也是如此。这个热爱思考的孩子不仅不合群，而且笨拙、古怪。她记得，虽然她清楚自己的极端羞涩和强烈情感让人厌恶，但也确信，自己在交际上的笨拙只是表面缺陷，别人不理解、不欣赏是错误的。她自觉地不同于别人，就好像有意为之。但她是孤独的，并因此而感到痛苦。
小诺拉追随着她的大姐姐，无论兰德喜欢什么还是不喜欢什么，她都带着崇拜之心进行附和。由于她们喜欢同样的书和绘画，兰德觉得诺拉和自己很像，有着几乎相同的勇敢、敏感和格调。在这点上，兰德将诺拉对她的模仿误认成这个女孩真正的内在自我。八十年后，诺拉会痛苦地说，她仅仅是兰德的“影子和应声虫”。在所有最重要的关系中，兰德之所以友善地看待别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反映了她独特的自我。
那就是故事（既包括她读过的故事，也包括她当时正开始写的故事）起作用的地方。八九岁的时候，在创作第一批故事之前，她读了两本儿童书。这两本书不仅激发了她的希望，帮助设定了她的方向，其中一本还成了她一些最著名著作的模板。第一本书属于她的妹妹娜塔莎，那是一本小型传记，记录了凯瑟琳大帝孤独少女时代的生活。凯瑟琳大帝是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女沙皇，那时距彼得大帝的统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她将启蒙运动的思想带到了俄国。这本书展现了一个特别聪慧的小女孩凯瑟琳，受到她的贵族家庭和朋友的忽视、低估，原因即在于其古怪、朴实的个性。[4]据兰德回忆，书中写到少女时代的凯瑟琳的性格是“介于一个不适应环境的人和一个丑小鸭之间的某种东西”。然而，凯瑟琳命中注定要胜过她那些更狡猾的对手，并拉近一个文化落后的俄国与工业进步的西方的距离。凯瑟琳的故事里写道，在一次宴会上，一个算命的人在印在凯瑟琳额头上一个看不见的王冠的形状中，看出了她未来的辉煌，这让其他女孩和她们的母亲大为怀疑、嫉妒。年轻的兰德深信，她自己也注定要拥有一种非凡的命运。她希望，有一个人会像故事中的算命人那样，注意到她额头上的特殊印记。她对自己说，她是一个命运之神眷顾的孩子。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所有人都将发现这一点。就像兰德对自己的未来所作的很多预言那样，她的这一预言也会成真。
同一年（1914年）的晚些时候，在母亲订阅的一本法国儿童杂志上，兰德偶然看到了一篇写男孩子的连载探险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神秘谷》。故事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莫里斯•査佩恩的创作儿童书的作家，插图者是勒内•基费。故事的时间设置在1911年，与兰德的时代相同；地点设置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对兰德来说是异国他乡。这样一来，故事中惊心动魄的行动对兰德来说就似乎是可信的。故事一开始，一个名叫塞勒斯•鲍顿斯的勇敢的英国步兵上尉和他的四个军官同伴被一只受过训练的孟加拉虎抓住，并被带到了一群嗜血的印度萨满巫师那里。这群萨满巫师住在西孟加拉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隐秘的峡谷里。那是一个美丽的峡谷，显然与兰德1957年创作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那个引人注目的商人的藏身之地相像。塞勒斯和他的同伴被囚禁在峡谷底部的一个洞穴深处。塞勒斯具有勇敢、果断、“傲慢”（按照比尔•巴寇〔Bill Bucko〕的翻译）等特点，这些特点将会成为安•兰德未来主人公的标志。不仅如此，塞勒斯也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很多年后，兰德说，故事中创造性的文学描绘将他展现为“我目前的那种主人公，高大，长腿，裹着战士的裹腿，但是没有穿夹克，只穿……一件前面裂开、开得很低的开领衬衫，袖子卷到肘部，头发下垂遮住了一只眼”。塞勒斯紧抓着一个竹笼的栅栏，向那些包围着他、崇拜死亡女神的印度人喊出了蔑视的威胁，而他的朋友则在角落里畏缩着。与此同时，一个救援队循着塞勒斯和其他人的踪迹找到了那个洞穴。这个救援队由两个低级军官和一个非常理性的法国考古学家组成。在经过许多冲突和各种可怕的牺牲之后，塞勒斯带着他的朋友、救援队员和一个年轻漂亮的英国女人（不久就成了他的妻子）安全地冲出了峡谷。当他们站在峡谷上回望时，只见烈火与洪水毁灭了峡谷，其中嗜血的居民不复存在。
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与《神秘谷》相关。就像鲁德亚德•吉卜林同一时期的故事那样，《神秘谷》也是一个关于文明及其敌人的传奇故事。但是在《神秘谷》中，文明的对手是那些特殊的崇拜死亡的人。兰德将会反复地审视这一主题。在兰德成熟的小说和随笔里，死亡崇拜，或“狂热崇拜”（就像有时候她称呼的那样），是与反理性主义、反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最尖锐的，在《我们活着的人》中，死亡崇拜还与毁灭灵魂的俄国共产主义相连。这一故事也可以被理解成对基督教的一种微妙（但是能引起一个犹太儿童兴趣）的反对。这是因为，卡利（Kali）这位被萨满们崇拜的印度神祇要求把高尚的人用来进行可怕、无意义的活祭。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英国上层人士，这一点会让兰德觉得它特别有趣。在那个时代，英国的一切对俄国人来说都是时尚的。而对兰德来说，她更有理由钦慕英国。一年或两年前，兰德在黑海附近度假时，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比她大的正在打网球的英国女孩，一见倾心。这女孩高个子、苗条、皮肤白皙，兰德在她身上发现了自己未来敏捷的女主角的完美典范。那个女孩名叫黛西，兰德从来没有忘记她[5]，也没有失去对那个女孩美丽修长的双腿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发魅力的兴趣，她后来曾将那个女孩的美和魅力与一个影星进行了比较。就这样，在兰德对美国还不太了解的那些年里，英国就成了她内心世界主人公德性的象征。她后来说，英国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在当时，就男孩子看的冒险故事中的人物而言，《神秘谷》中的那几个英国军官和法国考古学家通常喜欢分析。在每一个危难时刻，面对可怕的危险，他们就会停下来问自己和别人，继续下去的最合逻辑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坚持研究每一种取舍，然后才在正确的选择上作出决定。有时候，这样做会很滑稽地减缓行动，但结果却常常虚张声势地被现实难题打断，而那些俘虏和朋友身边的读者却解决了那些难题。不难想象，九岁大的兰德（她后来把理性描绘为“一个人唯一的知识之源”、“一个人唯一的行动指南”）不仅被行动本身迷住了，也同样被那些逻辑难题迷住了。这真是不同寻常。
但是，让兰德牢牢记住那个故事的，却是塞勒斯性别色彩极其浓重的个性。她可能花了数百个小时来研究如何描绘和刻画这个勇敢的主人公。对她来说，塞勒斯成了一个少女迷恋的对象。她说，从九岁到十二岁（也就是说，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恐怖摧毁了所有人的白日梦），他是她“唯一的爱”。他为她的孤独感提供了一种梦寐以求的补偿。有塞勒斯作为她的秘密情人和心心相印的同伴，她成功地走出了别人凡庸现实的循环。她后来说，自己再也不关心让母亲、妹妹和表姊妹痴迷的晚会和社交了。她拥有某种更好的东西，某种更高的东西，某种她们看不到也无法共享的东西。她将带着敬意把《我们活着的人》的主角命名为基拉•阿卡诺娃。“基拉”相对于“塞勒斯”是女性版的“基里尔”（Kirill），而基里尔是“塞勒斯”的俄国变体。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她笔下最明确的性别人物都是以塞勒斯为模型的。这些人物包括《源泉》的霍华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约翰•高尔特。1929年，在好莱坞打零工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配音演员，那人差不多就是她记得的在1914年看过的插图中塞勒斯的翻版。到了青春期、开始上学并写作时，她对塞勒斯的情感强烈得让自己无法忍受，她几乎完全痴迷了。她崇拜塞勒斯，也认同他，就像她崇拜、认同凯瑟琳大帝那样。她此时对男人和男性人物的认同倾向很有趣，暗示了成年兰德基于男性观点写作而写得娓娓动人的能力比乔治•艾略特以来的所有女作家都要强。
那么，就像凯瑟琳和塞勒斯（也像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她父亲和俄国历史上的犹太人）那样，她笔下最著名的虚构人物将会因其德性而非过错，受到排斥乃至被捕或受罚，就似乎不是巧合了。
1914年夏天，当兰德九岁并依然阅读《神秘谷》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对她本人、俄国以及欧洲大陆都堪称重大的事件。和家人第一次“出国”（这个词将在被革命困住的俄国中产阶级里，激起渴望的回声）时，奥匈帝国皇储弗朗兹•费迪南德大公即将进入一个刺杀者的视线。他被谋杀一事，将会驱使欧洲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杀他的人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这个人愤激于奥匈帝国吞并斯拉夫巴尔干的部分地区，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埋伏并射杀了费迪南德大公。俄国及其在塞尔维亚的同种斯拉夫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到了1914年7月底，德国、奥匈帝国联盟已经向俄国、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向德国、奥匈帝国宣战。法国与英国站在俄国一方加入了冲突，而俄国过去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加入了奥匈帝国、德国的联盟。欧洲迅速变得无法穿越，并在年底之前变成了史无前例的屠场。
当然，在罗森鲍姆一家于5月底或6月初踏上旅途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家庭女教师的陪伴下，他们开始了六个星期的欧洲之旅。这种田园诗般的旅行是圣彼得堡每一个能负担得起的家庭都会进行的。他们首先去了欧洲当时的智力之都维也纳。在那里，他们可能目睹过夏天居住在那儿的时代巨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勒内•马利亚•里尔克和阿诺德•桑伯格（Arnold Schberg）。他们也可能在那里见到了即将来临的革命设计师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甚至费迪南德大公也在附近处理公务，然后才绕道去了萨拉热窝。离开奥地利后，罗森鲍姆一家去了瑞士与巴黎。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度假胜地，兰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玩伴。这个玩伴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他们一家和兰德一家住在同一个旅馆。她把对锻炼的厌倦抛到了一边，和那个男孩一起爬山、采野生浆果，他们能在户外发现一种自由。四十年后，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她在对达格妮•塔格特快乐的童年生活的描绘里，怀念了这种自由。就像小时候对每一种事物都做出热情回应那样，她记住了这个男孩。后来，这个男孩对达格妮儿时的玩伴、警察的后裔弗兰西斯科•德安克尼亚的性格作出了贡献。在巴黎，兰德和母亲、妹妹采购了当季的时装，其中包括兰德入学第一个学期要穿的衣物。后来，她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的那个夏天，把它视为应然之物。这里是真正的人和聪明的人生活的地方。这次旅行进一步证实了，她儿时对俄国的憎恶是有道理的。
当罗森鲍姆一家得知俄国参战时，他们还在欧洲大陆旅行。他们匆匆忙忙赶到伦敦，因为陆路旅行是不可能了，因此他们和数千名陷入困境的欧洲旅行者只好等着船把他们送回家。
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的这座城市度过的几天里，兰德这个幼小、皮肤黝黑的犹太孩子见到了和黛西一样苗条、金发的女孩。一天，故事发展了。当兰德和家庭女教师在伦敦西区闲逛时，看到了一张舞台制作海报。海报上有一个由金发女孩组成的合唱队，这些女孩留着大胆的英国齐肩尾部内卷式发型。根据她自己的记载，她回到下榻的宾馆后，就开始撰写这些女孩的冒险故事。这是她第一次写作尝试。那天晚上，她拿出铅笔、稿纸，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尽管记忆也许不足为信，但在成年兰德传奇的仪式中，它拥有真理之环。这些女孩被描绘成大胆、现代、美丽并多多少少带点雅利安人的味道，是塞勒斯的女性对应物和他的理想配偶。当然了，在那个时代，对一个九岁女孩来说，想成为一名作家并不罕见，尤其是这个女孩还来自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诗人、小说家和辩论家得到了颂扬。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兰德穷其一生都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她很少改变对自己而言重要事物的看法。
从兰德将自己视为一个未来作家的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有了一个目的。写作成了一种偏执，这种偏执见证了她接下来穿越俄国的那些骚动不安的岁月，见证了一种逐渐坚定并最终变得强烈的决心。兰德决心逃离俄国并移居美国。和英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自由社会，历史上对犹太人比较宽容。
罗森鲍姆一家坐上了一条拥挤的船穿越了北海（the North Sea），但假如他们没找到一条可以把他们载回家的船的话，他们的命运可能会好些。1914年后，战争给所有俄国人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苦，对犹太人尤其如此，他们在生活中的损失和贫穷直接导致了革命。在父系、母系亲属都包含在内的大家族成员中，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兰德得以再次离开俄国。到她这么做的时候，她和她最亲近的人将会遭受打击并忍饥挨饿。许多年后，她对一个朋友说：“那场战争标志着世界的终结。”
8月上旬，罗森鲍姆一家已经安全抵家。但是，他们家所在的城市已经更名为彼得格勒。沙皇错误地认为圣彼得堡是一个德国名称，已经命令官员将圣彼得堡改名为一个人向东看的斯拉夫变体，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对发展中的西方那骄傲而富有成效的开放。
那年秋天，当沙俄帝国政府匆忙动员它那庞大但准备严重不足的军队走向反对现代而训练有素的德国人的战争时，兰德上学了。当娜塔莎、诺拉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待在家里时，兰德已经在一所名为斯托由宁的著名私立女子中学（或小学）开始学习古典课程。之所以选择斯托由宁学校，全拜兰德母亲的偏好所赐。对彼得堡的精英家庭来说，读斯托由宁学校是一种时尚。不仅如此，斯托由宁学校还承诺，它的课程将会促进女孩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兰德在斯托由宁学校断断续续地上了三年半，她虽然从那儿获益，但还是厌恶它。
斯托由宁学校不仅进步，而且运转良好。它创建于1889年，创建人是斯托由宁夫妇。M.N.斯托由宁娃夫人是一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V.J.斯托由宁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俄国著名教师和公共教育部学者委员会成员。斯托由宁学校是为斯托由宁夫妇的女儿和他们文学朋友的女儿设计的一所示范性学校，其目的是平衡学术、艺术、健康的发展。斯托由宁学校的学费虽然很高，但有钱却不一定能进。申请入学者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因此学生总数不多。这些学生聪明，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家境殷实。一般来说，这些学生的家庭社会关系要好过兰德的家庭，富裕程度也是如此。斯托由宁学校拥有一支非凡的教师队伍。在兰德就学于斯托由宁学校的那几年里，著名的文学评论家V.V.吉皮乌斯曾在此任教。吉皮乌斯早些时候曾担任捷尼舍夫（Tenishev）男子学校校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斯托由宁学校任教的还有著名的哲学教授N.O.罗斯基，兰德后来在彼得格勒大学听过他一节令人难忘的课。他们倾向于成为处于沙皇与迅猛增长的革命者之间的杰出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的中间道路。这所学校的入学政策也是自由的，这要感谢斯托由宁夫妇在政府里的关系，这让它规避了官方制定的犹太学生招生名额。[6]兰德入学第二年时，全班共有39个女孩，犹太女孩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在当时，按照法律规定，大多数中学都将犹太学生限制在学生总数的2%到5%。斯托由宁学校管理委员会有一个规定，每年批准两三名来自贫困家庭的聪明女孩入校学习，费用由学校管理委员会负担。当然，兰德不符合条件。
斯托由宁学校不仅因以人道主义原则为指导的高水平教学而闻名，也以为兰德擅长并喜欢的自然学科和数学的高水平教学而闻名。兰德1914年至1918年间在那里上学，接受了现在美国中学生几乎无法想象的一种普通教育。她不仅学习了法语、德语、数学、自然科学、欧洲历史、俄国语言文学、绘画，还可能学习了音乐、医疗卫生、体操、针线活。东正教课程是强制性的且由一个牧师负责，犹太女孩必须上课但不必参与。兰德需要坐在那种“令人讨厌的黑暗中”等着一节又一节课结束，再加上受到东正教会热烈支持的反犹暴力当时正在俄国各地发生，“秘密、迷信、不健康的”教义对她而言肯定是一种折磨。尽管如此，到了中年，她依然能够纠正别人在背诵一段著名的东正教祈祷文时犯的错误，这让朋友大为惊奇。
1958年，在讨论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阿罗史密斯》的同名主人公的过程中，她写道：“任何一个拥有严肃的核心抱负的人在其青春期时，都比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像一个局外人。正是在青春期里，他尤其容易遭到他人的误解和憎恨。”考虑到兰德还要当很久的局外人，这该是多么辛酸的一句评论啊！
当兰德进入斯托由宁学校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这让她既感到自豪，也感到痛苦。她回忆说，她不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智力感觉”，而且还坚信自己“有能力应对任何我想要的（思想和任务）”。据回忆，她入学不久就去了彼得格勒动物学博物馆（一个布满灰尘的兽类、蛇类、鸟类标本的储藏室）实地考察。老师让班上所有女孩每人挑选一种鸟或野兽，然后写一篇相关的故事。兰德挑选了一只鹳鸟。这只鹳鸟位于屋顶一块裂片上，似乎有一个烟囱从里面伸出来。兰德写的故事“仅仅提了一下那只鹳鸟”。故事写了一个女孩，她住在一座屋子里，屋顶上有一只鹳鸟。兰德回忆道，老师被逗乐了，并给了她一个高分。后来老师告诉她，她已经创造性地完成了布置的作业。这是因为在老师看来，那些女孩太小，写人恐怕难以写得娓娓动人。但正如兰德收集的明信片证明的那样，她的目光总是落在同类人身上。
兰德的老师还布置过另外一个作业，她要求班上的女孩写几段文字，说说为什么作为儿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兰德不同意作为儿童是快乐的。不仅如此，据回忆，她还“严厉地谴责”了童年，这让她的同学吃了一惊。她在写作文那一页的顶端抄录了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的两句话来说服别人，一句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句是帕斯卡尔的“我宁愿要一个聪明的地狱，也不愿要一个愚蠢的天堂”。这两句话是儿童想不明白的。等他们长大了，了解得更多了，才可能会想明白。她还问道，在等待的时候做那些无聊的游戏、读那些愚蠢的书究竟有什么用呢？兰德的这些记忆构成了她第三本小说《源泉》中一段有启发意义的倒叙。这一倒叙描述了一个小学发生的事情。当书中的反派埃尔斯沃斯•图希说自己热爱学校来讨好老师的时候，一个聪明、非凡的小男孩约翰尼•斯托克斯却写了一篇巧妙而叛逆的随笔，表达了对学校的厌恶，令图希丢脸。也许就像兰德觉得同学嫉妒她那样，图希最后嫉妒、厌恶斯托克斯。
兰德以成为班上的“大脑”而出名，但她在班上没有朋友。然而兰德却喜欢观察一个女孩，觉得那女孩很有趣。那女孩自信、独立、聪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其他学生也喜欢她。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她似乎并没有努力去争取别人。兰德觉得自己和那个女孩会成为朋友，也很想知道自己和那个女孩的不同之处。社交风度也许不是肤浅与平庸的标志？一天，她走到女孩面前，笨拙而直接地问：“能不能告诉我，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女孩吃了一惊，但还是很乐意地答道：“我母亲。”兰德点点头离开了。在她看来，女孩的回答是可笑的，这也让那个女孩失去了兰德对她进一步感兴趣的资格。
“在社交上，”兰德后来说，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让我明白，‘有些人似乎既是个人主义者又合群，而我做不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曾经认为她是一个严肃的女孩、追求严肃的事物，但她恰恰是因循守旧、平庸无奇的，她作为一个人并没什么价值。她真的像一个跌落的偶像”。
兰德并不反对社交，其实她想有一个朋友。她以自己所认为的性格或思想中的致命缺陷为依据，迅速将别人抛开。不过，这会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模式。失望之余，她不能也不愿问自己，（举个例子）为什么曾经欣赏的女孩会对一个个严肃的问题作出愚蠢、多情的回答。难道是那个女孩误解了兰德所追求的东西？难道她仅仅是吃了一惊？难道她是因为一个有趣的理由才那么回答的？兰德既没有思考那个女孩回答的语境，也没有深挖下去以便看看能从中了解到什么。人们要么杰出，要么平凡；要么是她那种人，要么是无能之辈。兰德后来称自己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因此她把那个女孩称为“一个跌落的偶像”并非偶然。她浪漫的秉性导致她既高估一些人，又低估一些人。她很少三思而后行，并且对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的看法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坚定、更阴暗。
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抱负。到了十岁，她既在家里写小说，也在学校写小说。在斯托由宁学校，她坐在教室的后面写作，并在桌前支起一本书来掩盖正在做的事情。十一岁的时候，她写了四篇小说，每一篇的女主角都正好和她一样大。不过，表面的相似也仅此而已，预示着她未来的这四个女主角身材修长，长腿，长发飘飘，蓝眼睛。其中，有达格妮•塔格特、多米尼克•弗朗孔，还有一个被取名为“惊雷”（Thunder［“Rpom”］）。另外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英国女孩，这个女孩被说服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孤身一人用机枪打败了整个德国舰队。女孩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坚持使用暴力让人不由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的可怕形势，当时俄国战死军人已经超过一百万，而英国则有被德国入侵的危险。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坚持使用暴力在男孩故事里是常见的，女孩故事里则并不常见，但这正是兰德的模式，她就是要取得那个时代男人的特权。
当然，从写英国女孩的这篇故事里可以看出塞勒斯的影响。不过，从故事中同样也能看出贞德的影响。兰德认为，贞德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一位女性。她为什么这么认为？一个朋友解释说，是因为“她单枪匹马地反对所有人，甚至到死亡的那一刻”。[7]只要有必要，兰德也会这么做。
兰德说，她那时清楚，这些早期的故事“只是为她一个人”写的，直到长大了，她才希望发表作品。但是，她那时其实是希望发表的。就这样，在十岁的时候，她就在从事自己认定了的未来的事业。正如多年以后，她的母亲在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你（总是）希望比哥伦布还伟大。”
如果安娜曾希望小兰德在斯托由宁学校那些精挑细选的学生里交上朋友，她多半要失望了。兰德独自一人，骄傲、痛苦、自觉地站在她的同辈群体之外。她讨厌自己正在发育的矮胖身体，觉得它与自己的本质不符，但是她为自己的头脑自豪。她对自己说，她对待生活和思想比其他女孩更严肃，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她对塞勒斯完全痴迷的热情）高于其他人的价值观。她说，她是“完全孤单的”。尽管她为藐视一切而自豪，却再次陷入极度的孤独。她渴望发现像自己一样的人，在当时，这样做意味着她必须将他们写入故事。安•兰德的三维世界就这样出现了，在这个世界里，理想化的人物成了衡量现实的尺度，并经常发现，现实才需要纠正。
注释
[1] 有趣的是，安娜的兄弟约泽尔•卡普兰所住街道是俄罗斯伟大的犹太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成长的地方，曼德尔施塔姆比兰德大十四岁，两人相识很容易，尤其是兰德的父亲1904年也住在这条街上，那时他还没有和安娜结婚。当时在俄国犹太人里，最古老也最活跃的俄罗斯犹太教育机构“启蒙传播社团”也坐落在这条街上。（Jews of St. Petersburg, pp.126,128-29）
[2] 兰德对自己童年思想和态度的一些回忆，也许沾染上了尼采作品的味道。她青年时在尼采的书里划下来的那些段落，都能在她日后塑造多米尼克•弗朗孔这个角色以及关于童年的回忆里看出端倪。比如，在《超越善恶》这本书里，兰德划下了这句话：“当被邻人评价为‘善’时，‘善’便不再是善。”（Robert Mayhew, ed., Essays on Ayn Rand’s “The Fountainhea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p.25）
[3] 根据JMB所说，“兰德不做妥协的事情，因为她做不来。”心理医师布卢门撒尔补充说，“所以她成为一个强人……如果你没法和别人扯淡，就创造一个哲学体系出来，相形之下，无意义的闲扯变得愚蠢、无德。”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探究这个主题。
[4] 五十年后，兰德对此进行了解释。她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因此按照她的说法，这就是一个给小孩子写的故事。可若果真如此，又与史实不符。现实中，凯瑟琳是嫁给彼得三世的德国公主，丈夫死后，她统治了俄国三十四年，用西方的观念和秩序来治理这个庞大的亚洲帝国。1790年代，她通过侵占和分割原属波兰的土地，创建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定居区”。
[5] 这是黛西•格哈迪，英国小说家威廉•格哈迪的妹妹。有趣的是，说起黛西，以及前一年看到的另一个同样高挑、苗条、蓝眼睛的女孩时，兰德称她们是“符号。我远远地欣赏她们，就像迷恋影星那样”。她的迷恋是戏剧、夸张式的，因为她无法效仿或成为这样的长腿美女，只能对她们进行幻想。兰德还说：“这是我价值阶梯的第一步。”不管哪种情况，这两位女孩是她远离俄国人和犹太人身份的阶梯（“Ayn Rand’s Life”）。
[6] 俄国的中等学校里，犹太人最多只能占到学生人数的10%，就算在犹太居民占大多数的城镇也不例外。总的来说，对俄国犹太人来说，他们在教育领域受到“欺诈和羞辱”。（Chaim Weitzman, quoted in A History of the Jews, pp.424-25）
[7] NB推测，兰德从席勒的剧作《奥尔良少女》中知道了圣女贞德。《源泉》后来删减的部分里，霍华德•洛克与维斯塔•达宁初次见面时，扮演贞德的达宁正在排演此剧。（Ayn Rand, The Early Ayn Rand：A Selection of Her Unpublished Fiction, Leonard Peikoff, ed.［New York：Signet, 2005］,p.411）根据兰德另一个旧友——1972年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兼哲学教授JH的说法，席勒是她喜爱的剧作家。（John Hospers, “Conversations with Ayn Rand,” Liberty, July 1990,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