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尽管梁启超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酷、无情或者圆滑，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说：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个都在追求“爱”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每次都焦急万分，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信中，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迟一年出国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天天穿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对推迟一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2.
在20世纪初叶，抽纸烟（不是鸦片烟），应该算是很绅士、很风雅的一种嗜好。一枝文明棍，一根白纸烟，一顶黑礼帽，很符合异国他乡读书人的特征：有点寂寞，有点想家，有点悠闲，有点苦闷，有点风情，有点颓废，有点灵感（当年叫“烟士披里纯”），有点小资（当年叫“布尔乔亚”）。但就是抽根烟这点事，胡适竟在日记里这么纠结，好像干了什么伤风败俗、道德败坏的大坏事。由此可见胡适的自律之心、内省之力、隐忍之功。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写的挽联，也对他的为人有十分深刻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对于太太江冬秀，胡适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直白地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只是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是实话。当有朋友议论他的包办婚姻是巨大牺牲时，胡适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这未必是真话，也未必是假话。那是什么话呢？你看这段话，是1921年8月30日胡适说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的，高是一个比胡适大二十多岁，很赏识胡适，非常希望胡适能取代他，挑起商务重任的老成之人。胡适一生敬重高梦旦，并把高梦旦视为
朋友中人格可比圣贤的第一名，其他八名为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面对高梦旦这样圣贤一般的人，胡适只能按照圣贤的标准讲一讲圣贤般的话。好在胡适尽管内心一直住着一个肆意、激越的人，但胡适一生确实做到了“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结婚前夕写的这首诗，尽显绅士的隐忍与微笑，自嘲与超脱。
但等到了1923年的4月底，胡适在杭州见到了曹诚英，他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而“于无声处听惊雷”了。说起来，这是胡适与曹诚英的第二次相见了。第一次，是胡适从美国回
来与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是江冬秀的伴娘，那年胡适27岁，曹诚英16岁，差不多是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彼此的年龄。在自己的婚礼上偶遇这位妙龄少女，又是自家嫂子的亲妹妹，对胡适来说，“发乎情而止于礼”是必须的，也是肯定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七年后的第二次见面，就大不同了。胡适暴得大名不说，他已是婚后七年的中年男子了，加之数年操劳正身体欠安；而曹诚英作为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此时出落得更加饱满丰盈，饱读诗书灵秀聪慧，特别曹是新婚刚三年离婚才两月，神情中的那份落寞格外夺目让人怜。见面的地点又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人间天堂。一个有点憔悴另一个有点心累，一个有点爱怜另一个有点崇拜，湖山此地，难免风月斯人了。
于是在胡适1923年的日记里，曹诚英最早是“曹珮声”（4月），继而是“珮声”（5月），6月、7月、8月胡适日记不存（按胡适对日记、传记、史料的偏好，如果没有特别隐情，在杭州休养期间的胡适三个月不写日记，那是相当不可能的），到了9月则是“珮”或“娟”了。
6、7、8这三个月，曹诚英学校放暑假，胡适来到杭州烟霞洞，这时他们两人朝夕相处，胡适开始了真正的休养生活。
此时正在天津，即将陪老师梁启超去北戴河休养的徐志摩耳朵灵，手也快。他在书信中向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与祝福：
适之，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但医痊了你的足疾，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异样的风流。我真为你欢喜。你若然住得到月底，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望见我在烟霞洞前下舆拜访。至迟到9月中旬，我一定回南的了。（徐志摩回胡适信，1923年8月8日）
让久病之中的胡适容光焕发的可不单是闲云野鹤的休养生活，更有不期而遇的幸福爱情。1923年，注定了胡适会有“驱不走的情魔”，会“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会“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属。这决不单是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像陈独秀那样不问三七二十一管你什么规矩礼制，先高家大小姐再高家二小姐最后潘家小妹；不能像鲁迅那样先与朱安分居东房与西房，继分居北方与南方，再与许广平同居上海。那个江冬秀实在是太厉害了，她居然威胁要先杀掉与胡适的两个儿子，再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