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踪者》是女作家艾云的思想随笔集。她以一个女性绵密而细腻的文字、历史时空万转千回的想象、感性与理性交融并蓄的思考,将柏拉图、福柯、哈耶克、波普尔、萨特、雷蒙•阿隆、索尔仁尼琴、列夫•托尔斯泰、哈贝马斯等众多杰出知识分子的理念精神放大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之中，力图用一种现代性的解读还原这些大师们的哲思与智慧，回溯并追寻曾经在思想史和写作史上以良知、公正及理性捍卫价值真理的殉道者和失踪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艾云，1957年生，一级作家,主要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思想随笔的创作。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代表作品有《艾云随笔——女人自述》、《艺术与生存的一致性》、《南方与北方》、《赴历史之约》等，曾获第九届广东新人新作奖，第二届女性文学奖，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奖项。

目 录

不自欺，也不他欺/艾 云

001 自我呵护

——福柯及其个人自由伦理实践

021 带着不安与歉疚上路

——现代性语境中的性态分析

045 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

——职业及阶层的心态分析

069 谁能以穷人的名义

——知识分子认识限度分析

095 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

——历史决定论及其幻灭

113 寻找失踪者

——思想史轨迹的某种当下描述

133 知识分子的鸦片

——雷蒙·阿隆与萨特之争的现实阐释

151 逃离幸福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命运

173 隐喻与常识

——空间的区分

后 记

自序：不自欺，也不他欺

艾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说个道理的癖好。这癖好，如同有人喜欢打牌、下棋、打球、烹调一样，就是找个事儿来做，否则傍晚来临，心慌得像长草了一样。有个癖好、有个喜欢的事儿干，人就可以熬过许多空虚了。

想说个道理的初衷是：看到一些人，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表达着什么，可是我却觉得有些拧，不大对劲儿。可自己又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觉得不是那回事儿，又能是哪回事儿呢？于是，绞尽脑汁去想，反反复复，想得脑子疼，还不一定能想清楚。于是，借助于大书，让人明理的书来读；然后再想。某一天，发现有几处清醒的字眼出现了。于是，找出纸和笔，赶紧记下来，否则就忘记了。

因此，我很不会即时地、快捷地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表述和发言。我明智地认为，自己从来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成为一个为众人祈盼和瞩目，随时可以发出警策之声的人。我属于一个拙笨的、慢半拍的人。

我只是习惯躲在幽黯的屋隅，去想一些心事。这时候，自己的直觉或许是活跃的，经验世界的真实也会到来。我是一个如此不能讲述宏大词语的人，我发觉自己的思考与道德标准相差甚远，我不能光明正大地说些什么，说那些很纯洁、崇高的什么。我的个性如此的妥协，世俗，顶多对人性的复杂、神秘有一定觉察。我个人喜爱一切鲜亮事物，害怕阴郁、残破、疼痛和疾病。

因为我个人的幽黯意识，由己推人，我渐渐明白，表面光鲜的所有道德化宣传，都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合。此之谓：己所不予，勿施于人。可我们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回避人性真实的假话套话呢？

其实，正是那些层层叠叠的心事，才让我总在琢磨着将一团乱麻般的纽结解开。这一定要借助大书的阅读。我在阅读中，仿佛看到那些在前路勘察的智者，他们脚下是瓦砾、蒿草、裂块，他们扒开蓬丛，踢开阻绊，去找一条可供人们行走的路径。

人在混乱之中，想要寻找解悬破津的方法时，就会迫不急待地捧起大书来阅读，越加会关心严肃的事物。

我想要明白一些事理时，自然的会选择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者。因为他们不绕不隔，直面人类的当代生存处境。我注意到了这些人，他们是柏拉图、康德、洪堡、韦伯、哈耶克、福柯、波普尔、哈贝马斯、伯尔曼等人，古典的现代的都有。

我数了数，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可能正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运动，它才会对人的真实性给以考虑和照料。我在精神气质上，与他们有契合。

读西方的理论，倘若没有中国当下问题做背景，就只能是吊书袋子。我个人从来都不喜欢让人看不下去的西方语式的引述，也不擅长于去做密不透风的学问。我本不在高校工作，没有硬要去做学问的压力。读理论，写些看似还有理论色彩的文章，纯粹是自己想写。

这想写的，就是自己想要慢慢理个头绪，说个道道的。这道道或许就是问题？

我在写下某些文字之前，并不自信。我是一个胆怯和羞涩的人，知道自己担纲不起大使命。可是如果我想写什么，就明白是有一个问题在推着我。如果一篇文章没有问题，我是写不下去的。只有问题，才能带着我向内部摸索着走。

有了问题，那些大书、那些智者，就借给了我一些胆量，让我通过读他们，而读自己、读社会、读命运。我逐渐发现，命运是个玄妙的、谁都挣不脱的网，无论个人或国家。而在命运之中，又有个体性格、认知能力的种种差异，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这些，又带给人奇异的命数。

人这一生，活着，多么的偶然和吊诡。

写到这里，就会知道，我是一个被虚无感笼罩的人，不相信文字可以不朽，不相信人借文字可以青史留名。我们只有一季的生命，如麦子，熟透了就被收割了。我只是在这偶然的一季中，去想了一些事，然后记下来，仅此而已。记下来文字，就是抗击虚无与死亡。

我为此记下了许多札记。那些小纸片，就堆放在抽屉里，却始终难以完成，一直延宕着。我总想找一个问题串起来，结构成型，却很难。

我明白自己有太多直觉的、发散式的、雾霰般的感受；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些东西牵着走，不喜欢过于粘腻的、看不清方向和道路的表达。一旦有了问题意识，发现所有的感受，都有了转喻的办法。

在《寻找失踪者》这本书里，明眼人会发现，我其实是在谈个人经验，但又将这些做了普遍化的认识和处理。没有直觉和感受，我是不大会写理论文字的；但是如果没有问题，没有路径，直觉只在弥漫中，它因此也会丧失掉应有的光泽和价值。

人现在处在饱和与过剩中，什么都太多了，文字或者信息。人被包裹着淹没掉了，心不再有空廓和清敞。我常问自己，我写了，又能为什么？

可我仍然是掂起了笔。这时，我就只能要求自己尽量别去制造文字垃圾。我尽量想让自己不要把谬误、偏见的东西传达出来，以免误己误人。我希望自己的是，如果写了，就尽量写些深思疑虑的东西。

可这里又有一问：你认为是深思熟虑的东西，它就能保证这思与虑是对的吗？

就这么重重复重重的诘问，让我常常坐在那里发呆，一呆就是很长时间。动身做事时，脑子也在想。有时会躺在沙发上，让脑子腾空，进入史前状态。往往这时，有些字词句会蹦出来，于是，赶紧记下。

记下的，有时是对自己的反问，有时是对时政流行观点的反问。脑子沸腾着，像一大锅滚烫的开水。在自问自答中，它让我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想某一件事时，尽量做到不要自欺，同时也不要欺骗别人。

记下的，是对自己的清理，对自己的出身和习焉不察偏见的清理。毕竟，我是学文学的，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但是我想起了德国思想家韦伯的一句语：“讨论人类的命运以及洞见人自身，仅有美学的观照远远不够。”

那么，求真，就成为相当一部分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包括我本人。可我却又会对语言自身穿越物体介质的美感，有着深深的迷恋。

思想随笔作家艾云：

一个用女人的纤细神经紧紧勾住柏拉图命题的人

姚伟

代表作品《艾云随笔——女人自述》《艺术与生存的一致性》《南方与北方》《赴历史之约》等，曾获第九届广东新人新作奖，第二届女性文学奖，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奖项。

很多人都说，艾云是自己读到的作家中，真正能当得起“才女”名号的人。洞明于人情世事，却又沉迷于哲学沉思与诗化写作，两种难以并存的品质不可思议地在她身上交融，成就了艾云奇特而性感的文字。人情练达使她的文章透出一种干练、清晰与老到，专心沉思又让她摆脱了女性作家易有的肤浅。所有时下制造广告效应的女性写作流派都与她无关。一个用女人的纤细神经紧紧勾住柏拉图、海德格尔命题的人，这就是艾云。

艾云似的女性思想者，在西方有阿轮特、尤瑟纳尔，而在中国，则很难找到可并论者。河南人心魂的质朴与低调，让艾云成了一位被严重忽视的女性思想家与美文作家。那些不经意间读到艾云作品的人，往往既惊喜又相见恨晚，会诧异世上还有如此深刻而性感的文字。

从窑场工到文学杂志评论版编辑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艾云先在乡下知青点做窑场工，像男人一样肩挑河水，带着一身尘土去浇土窑里的砖块。那种日子的沉闷无望不难想像，也许唯一的诗性就是听到河水浇过砖块的厮厮声。也许在诗人看来，那是有灵性的泥土之身，把纯净的默想往另一块泥土倾倒。不过那时的艾云一定没想过当作家，她最大的期望，是以后通过招工回城，做一名蔬菜肉类售卖员，或者工厂里一名踏实的钳工。

得知高考恢复的消失时，艾云正在当地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她算是一名乡村知识分子了，但对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所知甚少。艾云所在的知青点消息非常闭塞，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同学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一问之下才知道高考很快开始了。因为热爱阅读和思考，艾云顺利地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到河南省文联的刊物《奔流》做评论编辑，直到十年之后南下广州。

编辑必须提高理论素养，这就对他们通过阅读自我提升提出了要求。艾云最早接触的哲学书籍是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由此对西方思想家们的命题和答案，对沉思生活充满好奇与向往。借助文学杂志的平台，她认识了张志扬、陈家祺、萌萌等哲学研究者，此后又结识西方哲学思潮的重要引进者刘小枫、余虹等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那时常跟在张志扬、陈家祺、萌萌后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虽然无法与他们对话，但我还算会学习，能认识到他们的缺点。他们的意义在于，让我知道世上还有这么纯粹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思考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业。从那以后，我也在尽力保持纯粹。”艾云所言不虚，她的业余时间大多献给了阅读和写作，献给了思与诗的梦幻编织。直到现在，她也不会上网，不会发手机短信。

让残破的身躯成为语言的发生地

艾云自陈写作是比较晚近的事。自从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进入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著作，艾云获得了异常丰富的痛苦感与问题意识。灵魂家园的失落，生存环境的恶化，世界在根本上的深渊特性，虚无主义对现代人灵魂的腐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不断堕落，这些现象深深刺激了艾云，逼迫她从小女人们的狭窄世界里出走。“未经审视的生命是不值得一过的”，苏格拉底的格言被她切实奉行着，哪怕为此拼命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艾云开始了她所谓的“自杀式写作”。她说，“由西方生命哲学进入思考后，每天不停追问，等待灵感到来。这种日子不接地气，为日后的身体病变埋下了隐患。”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格言体写作，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相杂糅的玄妙、虚无而忧伤的句子，在艾云心底缓缓流淌，然后留下了深深的沟壑，再由她用笔越挖越深。柏拉图王制与法制的两难，哈耶克的经济学命题，韦伯对英雄主义引起战争的批判，萨特与雷蒙•阿隆的派别之争，如此等等，都成为这个女作家笔下最常见的话题。与刘小枫更多来自观念的写作方式不同，艾云在分析思想史时，更多融入了自己的丰富体验和观察。她节制着自己的愤怒或迷惑，她的分析不学究不煽情不造作，更不冒充全知全能的先知。她时刻暗示着知识分子认知的局限，因而获得了节制从容的气度。她的诗性写作，行文有着柏拉图作品的美感，如同风行水上，自然成纹。

这种写作会让不少热爱思想的人感到温暖，但对写作者本人却是一种伤害，“思想性写作若语言不行，会形成很大阅读障碍，也会大大降低写作的品质。但格言警句式写作又会像刀刃一样割伤自己。二度命名是神的事业，人怎能做到？”艾云如是描述这种写作状态。二度命名就是将世间乱象彻底理清，给每一个现象和概念以清晰的命名。这的确不是以人的智力所能做到的。 艾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一切俗务都能得心应手，“我在哪个环境里都能迅速地搞好关系，世俗的所有技巧对我都不是难题，但我知道，那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精于世情的艾云，没有把自己投入名利场一去不返，她抽身退回安静的书房，哪怕身体的日渐虚弱也在所不顾。为了诗性文字的诞生，她甘愿像普鲁斯特一样抱着病躯沉入美好的回忆，用她的话说，那是“让残破的身躯成为语言的发生地。”

随缘自在地与每一段文字相遇

艾云对日渐虚弱的身体视而不见，但肉体不会因此而退却，它连本带利地把艾云的蔑视朝她扔去。艾云像作家中的跨栏运动员一样，把人类史上的大思想家一一跨过，前面是虚无与危险的未知地带，身后也似乎没有什么曾被跨过，这种惶惑不安对女人的气血是一种很大的损害。带刺的思想在她身体里反复奔跑，运送气血的河道被割出许多伤口，思想的碎片到处堵塞，消耗身体的元气，让她时常头晕胸闷。“他一路在读书，案牍生活已耗损了他的内力。他往往在看了一上午书以后，会觉得憋闷、心悸，血压也在升高，起身时头会发晕。但他并不想增加室外运动时间。他懒怠出来，书读得越多，越觉得好书读也读不完。”艾云散文《乱世中的离歌》所写的陈西滢，何尝不是她本人糟糕状态的自况。

艾云说，此刻她连生命都遭遇到威胁，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身体给予足够的注视。当年一帮朋友里，萌萌和余虹先后去世。“我是个物质主义者。余虹死前不久还和我有联系，很多人以为他跳楼缘自精神困境，我知道他死于胃病，体液常回流到脑部，会让人神智紊乱不清，这种痛苦只有我这样经历过大病的人才能想像。萌萌长年吃寒凉水果，她太爱美，要风景又要著作，结果把身体搞坏了。萌萌生活太纯粹了，每天都在等待上帝的箴言。她只吃水果不吃饭，饮食弄坏了。写作是很高级的东西，但肉身是很庸俗的东西，诗化文字需要激情的不断供养。对身体的过度消耗迟早会引起身体的报复。”

气血不好之下，艾云更喜欢常常躺着，此时的她性情动辄陷入偏执，开始常犯偏头疼，胸闷气短。她躺在床上整理思想，却隐隐听到死神越走越近的脚步声。

幸运的是，艾云在生死边缘，碰到了一位传奇人物，广州西关一位民间中医。“西关民间高人很多，有一次见到一个师妹，她原本脸色很差色斑也多，没想到那次她气色奇好，让我非常惊奇。一问之下，才得知西关有一位专调气血的推拿高人。从那以后，我每星期前去治疗六次。我的病很重，气血都伤了，这样坚持了五年。这位高人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相信只有好人才能遇上他。”后来，人们见到的艾云，脸上笼罩着奇异的红光，宛如热恋中的少女一般神采奕奕、鲜艳夺目。

文字是让人恐惧的。现在的艾云，开始做减法，渐渐削去许多社会角色，尽管她认为生活的复杂性跟写作相关联，尽管她从不认为一个人割断社会联系是好事。

“做作协组联部主任时，我每天大约写一千字。其实就是早上写一张纸，中午一张纸，下午上班前再写一张。就这样，我在《钟山》杂志开了三年专栏。很好地把所有思想脉络重新清理了一遍。” 如今，她对文字的要求就是偶然性相遇。她早已谙熟灵感的脾性，不再象一个痴情的单恋者那样苦苦等待，而是随缘自在地与每一段文字相遇。

艾云谈写作：回到事物本身

开初写作时，受存在主义哲学流派影响较大，对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著作较为心仪，因为他们塑造的那种存在之家，返乡之境，给年轻者以浪漫主义之想象延伸。在自己的散文及随笔写作中，现象学的关于“回到事物本身”、关于“现象的呈现与描述”，解决了自己对真实性和场境描述性的困惑，知道现象的即本质的，这从此也打开了自己认知世界的一扇大门。另一方面，南北两地文化的差异性比较大，南方远离中国教化中心，处于边缘地带的从容、淡定和非官方色彩，南方务实、经验性的平常心与真实，为自己的写作也注入新的元素与血液。身处南方，更多阅读的是福柯、韦伯、哈耶克等文学之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等领域思想家的著作。这种阅读，带给自己的变化是写作着力于钩沉常识、恢复经验、尊重真实。当然，北方的超验感与大气象也为自己的写作带来抹不去的背景性风格与影响。

艾云：撬动2009年散文之门的作家

王 冰

广州作家艾云在《钟山》杂志开有“事物本身”专栏，共5期。发表了5篇质量，为《那流向大海的》（《钟山》第1期）、《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钟山》第3期）、《皮肤上的海盐味儿》（（《钟山》第4期）、《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钟山》第5期）、《人可能死于羞愧》（《钟山》第6期），这些均为本年度质量上乘的散文，应该是2009年散文中的重要收获。

《皮肤上的海盐味儿》其中最好的一篇，此文是是当代法国女作家贝诺尔特1988年的作品《心航》开始说起的，作者说“我已经意识到我是该收敛住这恣意的纵笔了。我借着《心航》这部小说，借着女历史学家和渔夫的故事让自己随意发挥，这是我很惬意的一次书写历程，我也想试着把自己已经板结的思维路数撬开。”作者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你身在其中，已经分不清作者是在复述小说中的故事还是在在还原现实生活的场景，文章时时的将自己吸进去，又抛出来，思维很是活跃，文章对于场景的描述与对于事件的判断的比例，既有散文对于语言的要求，也符合散文对于思想深度的要求，而且艾云的文章的最大特点她所写的并不单单是一部作品本身，而是对于现实的思考后对于题材的选择和甄别，找到了一个集题发挥的内容，写的游刃有余。“有一类女人在成功男人和渔夫这一层次的男人做了对比后会对渔夫质疑：你无权无钱，我图你什么呢？另有一类女人则保持着自己足够的清醒：男人再成功，如果不是我的男人，于我何干？这里要说到渔夫的象征意义了”这样的语句难道不是对于现实境况的反思吗？

艾云对于散文写作的手法是纯熟的，写作很是用力，但又举重若轻，《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就是这样一篇，她从“那座经七路30号的省文联大楼”开始写起，很自然的就进入了对于萨特、波芙娃还有加谬的世界，然后作者将自己完全置于1960年1月在寒风中的巴黎街头，去观察体悟人物的心境，写出了几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加谬和波芙娃仍然坐着没动。要关门了，他们俩到了波芙娃的住处。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继续喝酒、聊天。这孤男寡女的泡在一起，又是在深夜，如水未央，迷迭香在窗外隐隐发生诱惑的眩晕之邀；浓雾渐渐把巴黎笼罩在故事的温柔之乡。应该是要发生些什么的时候了。却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生。”语言有力、优美、干净、醇厚，可见作者对于语言的锻炼所能到达的程度。，而且作者的心力是巨大的，是因为真实，悲悯，是因为自己的在文章中升华出的一种道德，这是文章必须的，这会增加文章的浓度，“我在混乱、无诗的地方走，在我的观察中，目之所及，看到的多是些靠劳动吃饭者的实诚。坐公交车时，看到上来几个拿着钢钎、戴着头盔的建筑工人，他们面色红黑，手指节粗大，身体的筋骨粗壮。这是让城市高楼矗立的劳动者，人们应该尊重他们，而不能因为他们满背的汗渍流露鄙夷的神情，那样的话，人就显得太过做作和浅薄了。我敬仰那些在商场上靠聪明才智和苦干勤勉拚打的人”从这可见艾云对待散文的态度是认真的，能这么认真去进行散文写作的人已经不多了，到达了一种高度，走到了一定的程度又进行有很大难度写作的人也已经不多了，所以艾云是其中优秀的作家之一。

《那流向大海的》、《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人可能死于羞愧吗》相对来说写的随意了些，但也是很好的散文，我说的随意不是笔力上的，而是没有去参照别的散文作家所写的近乎相同的内容，因此读起来觉得有些面熟了。但是就2009年的散文而言，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而言，艾云的散文应该是本年度最好的散文家；她对于所写题材的选择是精心的，她长时期对于自己笔力和心力的锻造，使她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既熟稔，又克制，既关注题材本身的力量，也与所要表达的深刻内容是不离不弃的；艾云的的散文所能到达的艺术的高度以及所达到的思想的高度是令人敬佩的，她的散文自由又内敛，心境饱满，意境开阔，道德感很强，又有自己对于事件合理的判断；她对于散文创作是倾尽全力的，这在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尤其显得珍贵和让人尊重。

为思想和现实寻找词语

——读艾云《寻找失踪者》

李德南

前些时候，朋友曾发来一组图片，内容是相声演员郭德纲被PS成各种形象，包括贾宝玉、白素贞、奥巴马、希拉里、蒙娜丽莎、NBA球星、爱因斯坦、怪物史莱克、希特勒、金正恩……看完后的第一反应是大笑，笑完也就完了。直到最近读到艾云的新著《寻找失踪者》，才又想起这组照片。艾云在序言里自述有“说道理”的癖好，但又不善于像许多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能随时对眼前的社会现实发出警策之声，为大众所倾听。“我属于一个拙笨的、慢半拍的人。”然而在当今时代，“缓慢”是多么稀缺的品质啊。这是一个绝对讲求速度的时代，一切的事物，都在更新换代的等级秩序中划定价值与意义的高低。比方说，有人才买了新IPAD，还没用上手，IPAD AIR 就已空降，一夜之间占领大街小巷。刚以为赶上潮流就已过时，这实在令人丧气。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狂热地追捧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把浓缩在微博那140个字当中的观点和立场视为真理来追踪却隔日即忘。而偏偏，最乐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娱乐明星。那组图片其实有个主题，叫“当世界只剩下郭德纲”——就图片本身而论，那只是娱乐，一旦我们进行转喻式解读，进入思想领域，娱乐就带有了反讽的意味。

仔细读完《寻找失踪者》里的九篇文章后，对于艾云的“缓慢”和“拙笨”，更是不由得心怀敬意。阅读这些文章时，总能感觉它们的作者在执着而审慎地寻找词语，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她也试图用思想击穿现实，实现思想和现实的一致性。这种寻找，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难以言明的焦灼，却又被耐心所克制。炽热和冷静，就这样被统一在一字一句当中，其思想的边界却是清晰的。这是因为，艾云的寻找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她并不满足于宣泄个人直觉的、雾霾般弥漫的感受，而是希望能将个人的具体经验和时代的普遍困境连接起来，获得一种对现实发言的能力。这种发言，却不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试图以个人“威望”、成分复杂的道义感、带有煽动性的语言来取悦大众，而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善思来抵达事物本身。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艾云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不忘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如她所说，她是依仗着很多“大书”才获得胆量，通过读它们而“读自己、读社会、读命运”。写下大书的智者们都有谁呢？福柯、哈耶克、雷蒙﹒阿隆、波普尔、马克斯﹒韦伯、汉娜﹒阿伦特、怀特海、哈贝马斯、朱学勤……讨论的话题则包括个人自由伦理和责任伦理、现代性语境中的性态分析、知识分子的认识限度、雷蒙﹒阿隆与萨特之争和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其局限，等等。论题虽然分散，但艾云始终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立场，借助历史理性来澄明许多充满歧义的社会历史问题。比如在讨论阿隆与萨特之争时，她更多是站在阿隆这一边。在她看来，“萨特的天赋在于他写得很多，而所写的又都是让人不明就里的玄虚。他善于在语言的奇诡中因其神秘而让人望而生畏。但在这语言游戏的迷宫中，你无法找到可以依据与信赖的准确性判断。因此他说的那些自由、公正、幸福、痛苦，都是文字的迂回绕环，而不是事物本身。但那些文学性光晕四溢，令多少人中魔一般。”与阿隆一样，她认为萨特的文学天才是值得赞颂和肯定的，但萨特将审美与历史问题相混淆就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萨特具有永恒的品质，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萨特所提供的不过是“鸦片”，能缓解一时的痛楚，却不能真正治愈病患。

通过寻找合适的词语来为思想划界，这是艾云在《寻找失踪者》想做的工作。对她自身而言，这其实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她的身份更多是一位作家，她的言说，差不多是以一种否定自身及其同道的形式来展开的，包括她对众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的反思也是如此。她固然无意于让本书成为毫无文采、中规中矩的学术著作，却拒绝让语言的华美来掩盖学理的空洞与混乱。思想上的盲见，到底是藏不住的，所以她说，“不自欺，也不他欺”。就书中的文字看来，她的确有追索存在、回到事物本身的能力。这并非是说她的观点绝对正确，毕竟宇宙浩茫，人力终归是有限，没有谁能做到绝不犯错。然而在《寻找失踪者》中，她始终持守着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诚实与谦逊，这使得她更容易接近真理，进入现实。

个人简介与联系方式：

李德南，男，上海大学哲学硕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广东作协签约作家，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兼及文学创作。曾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山花》、《文艺报》等发表各类文章约50万字，作品入选《2011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等重要选本，著有长篇小说《遍地伤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地址：510275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信箱

扛起历史的魂灵

杜璞君

2012年第三届在场主义“新锐奖”颁给了艾云的《黄金版图》（《钟山》2011年第1期），不禁想起当初读完这篇散文后，那份难以排遣的沉重。有人不无戏谑地称历史是位随意打扮的小丑，但当历史的迷雾拨开，被遮蔽的历史现场重新呈现眼前时，又将带给人怎样的冲击和思索？《黄金版图》的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这篇散文的：“试图以丰富多彩和小心翼翼的虚构，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还原事物、事件本身，找回历史片段记忆。叙述结实饱满，同时兼具纤弱光润的女性肌肤特质。往事在沉寂百年之后，在作家的呼吸吹拂中，更加生动鲜活，她对苦难命运的揭示意义，无疑告慰了那些日夜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不死魂灵。”

有评论家坦言，不大敢触碰艾云的作品，对艾云作品的阅读评论家感到是一种挑战。我也数度感到进入艾云文本的困难，读艾云的作品，除了折服于她作品缜密锐利的思辨性，还觉得需要具备从其文本抽离出来思考的勇气和气度，即光满足于对她的作品赞赏是不够的，不能仅局限于被作者的思想掌控，而是能够从文本中跳出来，对文本进行有效的观照和审视，如果不能抵挡住作者的辐射场，被作者的气场所掌控，这对于一位习惯思考，属于思想型的作者而言，透过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和对话，就未算完成，读者也谈不上对文本的深入理解，甚至击穿文本，真正领略作者的思想底蕴。

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我总觉得艾云的作品虽具有女性的特质，但其文本的思辨性和力度，恰恰是众多女作家无法媲美的。很多女作家，往往第一次读她们作品的时候，总感到惊艳，但这种阅读的快感，却难以惊得起思想的敲打，当我们需要思想力的顶托时，女性感觉的锐敏和细腻，就显得轻盈有余，意绪不足。透过艾云的作品，你能看到她良好的结构文本的能力，这种良好精严的叙述素养，不仅是作者良好的叙述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力的反应，某程度上，结构力就是思想力，对于这样的作者，她带给你的不仅是阅读的愉悦，而且是思想的狙击，或许带出的思索本身就是沉重的，它带给你的不是感官上的轻快，而是深层思想的敲击。

比如《黄金版图》在构思上，就颇费了一番心思，整个文本呈双线结构展开，一条主线，以史料为轴，勾勒了李金镛、袁大化、宋小濂等人戍守边疆，寸土必争，牢牢守护了民族的版图和财富，不为强俄蚕食和鲸吞，为后世留下彪炳史册的浓重一笔，另一条主线则透过虚构的形式，还原历史的真相，将视角聚焦到一群胭脂沟开采矿业的3000戴枷囚徒，以及与这些囚徒共同生活的女人身上，这些女人的肉体与囚徒互相依偎、取暖，不管囚徒还是女人，他们虽然没有明天，没有身份，却同样用他们卑微之躯，捍卫了版图和黄金。

是命运选择了人，还是人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姑且不说封建皇朝所谓明君对于时代的作用几何，但对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过后，弱君强臣的格局，李金镛、袁大化和宋小濂等，他们所彰显出的责任、意志、信念和坚守，在这种时代的家国命运下，他们的人格和命运就总避免不了悲剧的色彩。如果将他们置放到历史长河，与清末皇朝弱君强臣，毁誉参半的三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声名相比，李金镛、袁大化和宋小濂恐犹如尘粒，为浩瀚的历史卷帙蒙尘遮蔽。他们哪怕想具备独立的人格，但身处日渐衰败的皇朝，国破山河，时代和命运又选择了他们必须有所担当，他们不甘于醉生梦死，面对列强瓜分，帝国行将倾覆的时代格局，一方面专制皇朝统治者罔顾国破家亡，相安一隅，骄奢淫逸，另一方面不管是晚清重臣，还是戍边的官吏，依然怀揣千秋家国，为使命驱使，虽然统治者昏庸，外有侵略者觊觎，危机四伏，自身的命运和人格高度挤压下，李金镛壮志难筹，袁大化接过李金镛漠河金矿督办权，继续治理开采金矿，却遭小人陷害，革职查办，后是非曲直，得以分明，重新启用，宋小濂在满洲里的归属上，与俄国人谈判，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更是功在千秋，这些淹没历史烟尘中的人和事，透出的不仅是悲情，更突显的是深重的时代危局下的忧患。

沿着作者的叙述视角所带进的被遮蔽的历史角落，历史的壮歌与悲歌中，似乎留下的总是强者、胜利者的身影，我们的记忆或者书写的历史，总习惯性地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显赫者身上，不管忠臣还是逆子，但历史从来不是少数几位风云人物所铸造。一位作者的叙述视角的聚焦处，关乎她的写作伦理，对于胭脂沟那群受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艾云坦言，她没有道德优越感。艾云以悲悯的目光聚焦到这些女人身上。妓女坟作为胭脂沟的遗存，那些曾经把身体出卖给每一位矿工，最终埋没荒野的女人，她们难道就没有生存的意义吗？她们死后连姓名都不可能留下来，一个作家的良知，或者一个作者的写作伦理，只有真正烛照到这些卑微者的身上，她的写作的意义才能最大限度焕发出人性的光辉。

这些女人的身体并不卑贱，哪怕她们和3000戴枷的囚徒，每个人的身份都打上耻辱的印记，流落荒野，不为人知，也没有人对他们的存在意义提出过追问，她们一生的屈辱和卑微，在这种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下，注定了被命运抛弃和遗忘，但透过这篇作品的揭示，这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人，却显示出另一种意义的存在价值，她们身份的卑贱，并没有侮辱他们高贵的灵魂，她们的身体，依然熔铸住进破碎的山河，属于守护这片山河的不死的灵魂。

漫长的严冬，苦寒的北国，如水的柔情，绝望的囚徒，叛逆的命运，侠气与胆识铸造的健硕胴体，一经严酷的自然条件衬托，不得不佩服作者如此巧妙地透过想象和虚构，将这些富于质感和力量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沉雄富于阳刚美的叙述笔调，不仅来自于作者很好的文字掌控能力，而且还源自于作者的自信，构筑起强大的内心，若非有着对历史的追问和对话的勇气，保持某种与现实的紧张，又不时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情，使整个文本的叙述，既以冷调为底色，烘托北国的严寒，又非一味地酷冷干瘦，那隐藏在冷调子下，当人物身处绝境，需要补充一点暖色调的叙述，一张一弛，不经意地使整个叙述基调，犹如黎明积雪上平添的一抹霞色。

作家从来都不应道德优胜自居，只有把自己当成卑微者一员时，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温情的目光才能抚慰那些没有再留下名字的孤独的灵魂，在那个旷野寒地，胭脂沟的采金人和女人们，用他们没有身份，也没有明天，更无法证明其生命价值的生存，承托起的苦难，当沉寂了百年后，我们似乎嗅到那孤坟下她们埋没荒径的叹息，同时我们也藉着艾云这篇散文，从新走近这些孤寂的灵魂，感受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她们，这些卑微者，扛起了历史。

谁的心灵似星辰邈远

——以艾云散文集《玫瑰与石头》为中心的讨论

陈培浩

近年来，艾云的作品我经常阅读，却不敢轻易动笔。艾云的写作重心几经其变，从理论研究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文化思想随笔再到近年的艺术散文。一个对生命充满疑惑又有着内在思想活力的人，其思想轨迹就如山路十八弯的曲折，又如一道蜿蜒的河流，必在文化气候和地貌变化中寻找自身的方向。仔细看来，艾云的写作转折却并未断裂，上一阶段总是不自觉地成了下阶段的沉淀和底色。这既造成了艾云作品的深沉魅力，也是她作品较少获得普通阅读者热烈回应的原因。这些作品深邃、丰富，往往挑战着既有的欣赏范式，召唤着新的阐释方法。这些作品——即使是讲究形式、语言美感的艺术散文，同样充满强烈的问题意识，它们无一例外散发一种思索者的智性气质，它属于少数人。这种气息召唤着气味相投者，却又让浅阅读期待者敬而远之。阅读者必得有相似的理论爱好，相近的文学趣味；必得在阅读中凝听和辩论，在阅读后冥思和求索，来捕捉它，给它一个位置，同时也给自己的疑惑和索解一个位置。对于共鸣者，这是多么大的乐趣。

2010年因获一个小奖初识艾云老师，她那时是主办方组联部门的领导。初次见面便给了我巨大的鼓励，颇令人感动又不知所措。因我对于一切领导都不免敬而远之，“领导”这个身份在我心里某种程度上刻板化、妖魔化了。在我的偏见中，“领导”和“读书”离得很远。艾云打破了我的偏见，她和蔼温文，那种友善不是居高临下、拒人千里之外的客套。开口就谈“专业”，没有虚头八脑的场面话。在后来的采风活动中，我注意到艾云的走路姿态。她从容悠然的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步调上。我暗想，她是个有自己节奏的人！她的装着、容光都透露这一点。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生命也曾有过鼓点混论的时刻。2006年前后她的精神之舟跋涉过生命的险滩——身体似乎难以负载高强度的精神劳作——后来幸得高人医治，她的身体状态有奇迹般的恢复，甚至攀升。她的精神世界，她对世界的体认，由此也有了新的不同。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认为，所谓“现代”，常常是被抹去“起源”的存在。所以，探究“现代文学”，更重要必须探究它的来路、它的生成。这种方法论近年来在国内影响殊深，迁移于对作家的理解，我以为同理。我不能只看到2010年容光焕发的艾云，还必须循此探究她的精神来路。身体危机解决之后，正是艾云全面转向艺术散文写作的阶段——对应着那个容光焕发，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节奏上的艾云。这个阶段的作品，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我自然也希望这番探讨，能够进而回溯到她的精神起源。

青年时代，艾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思想者。作为八十年代的思想信徒，她赶上了好季节。回望那个文学和思想被作为绝对信仰的时代，那种绿意葱茏的爱智气息，在如今的反智时代映照下，记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浪漫化。可是，在经济、社会、娱乐等诸多通道没有被打通之前，思想和文学难道不正是这些在近二十年代思想寒冬中喘过气来的人们充分展示生命的通道吗？无数人回忆起八十年代，会说那是一个坐而论道、彻夜不休的时代。那是一个兴之所至，步行或自行车行几小时，仅为一次思想邂逅的时代。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爱情和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欧阳江河说，“那时我们彻夜长谈，苦于没有说话的地方；现在我们四处聚会，却已经无话可说。”那时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时代呀！

大时代之外，艾云又有着自己的小语境——朋友圈里怡人的小气候。大学毕业后在河南文化圈中的朋友同道，不乏如今名满知识界的思想者——杨小凯、张志扬、朱学勤、王鸿生、耿占春、萌萌、余虹••••••一开始，她便是奔着“大”去的，在那样的宏大时代，读大书，思考大问题，并完成了她的精神训练，她的思想习惯。

作为晚辈，我对于亲历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总有好奇。对于艾云，我的这种好奇便成了二层：其一是，从务虚、宜思想的八十年代而转入功利、重商业的九十年代，她如何去迎接这种转折？其二是，从洛阳思想圈的语境中退出，单独来到南方商业中心广州，她又如何去面对语境稀释后思想的艰难？如何在思考中为自己制造语境？对于我的疑惑，艾云只是淡淡说，那时她已经形成了思想的习惯，她可以独行了。

我以为这是有启发的，她事实上帮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在时代的思想大气候和群体的思想小语境如海退潮、如皮褪去之后，我们该如何继续思想？这里关涉着思想的坚固认同，思想作为思想者的内在性如何建立的问题。时代剧变，九十年代的商业化世界中，留下了多少启蒙时代遗留的亡灵。亡灵们又该如何在“魂不附体”的时代自我赋型呢？这是我读艾云常想到的问题，我想她的写作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90年代南下之后，艾云一度必须在职业之外写作，但她的成果并不算少，2003年之前，她相继出版了《从此岸到彼岸的泅渡》《南方与北方》《欲望之年》《理智之年》《赴历史之约》《用身体思想》等著作。

2008年开始，艾云在《钟山》发表了多个长篇散文，包括：

2008年 第5期 《玫瑰与石头》

2009年 第1期 《那流向大海的》

第3期 《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

第4期 《皮肤上的海盐味儿》

第5期 《那曾见的鲜活眼眉和骨肉》

第6期 《人可能死于羞愧吗？》

2010年 第1期 《1919年的兰德维尔运河》

第2期 《缠拌不清的男权》

第3期 《晏阳初在定县》

第5期 《民间在哪里》

第6期 《乱世中的离歌》

2011年 第1期 《黄金版图》

第2期 《回眸辛亥年》

第4期 《美学生活》

这十一篇大散文是艾云2008—2011这几年间写作上的主要成果。如今前面六篇以外国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外加一篇《自由与美德》已经结集为《玫瑰与石头》（《1919年的兰德维尔运河》收入此书时更名《星辰和灵魂》，此篇缩略版还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发表时名为《红色罗莎：星辰和灵魂的名字》。对照报纸、刊物和书籍几个版本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不同媒介空间跟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此不赘）2013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后面以中国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也将结集为《乱世中的离歌》出版发行。《黄金版图》还获得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这意味着艾云转向艺术散文写作的成果，已经获得了当代散文界的认可。在我看来，《黄金版图》诚然带着艾云近年散文写作的诸多重要特征，却并非她近年来最出色的散文。而且，虽然获得奖项表彰，但艾云这批散文重要的价值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将主要以已结集的《玫瑰与石头》为主要对象，集中讨论艾云散文的思想和艺术意义。

不可分辨的呢喃

世宾曾在私下聊天时说，“气不长，不足以言思想”。意思是那些只擅短章的散文作家，都是“气短”的缘故。他是在谈论艾云散文时说这番话的，他以为艾云是典型“气长”的散文家。文章长短不是衡量艺术质量的绝对标准，但能够使文章成为多声部的鸿篇巨制，却非思想和艺术的强大驾驭力不可。艾云的长篇散文既是九十年代以来大散文的某种延续，但又带着鲜明的探索性，它罕见地融合了思想性、审美性和可读性。我亲见网络论坛上有不少人在询问艾云发表在《钟山》上的这批散文，状甚热切，侧面印证艾云散文的某种吸引力。事实上，她的这些散文动辄二三万字，往往层层铺陈，却令人心弦紧扣、神驰神往。若非如此，恐怕《钟山》主编贾梦玮先生断不会为艾云提供这样长期的免检合作平台。艾云称非常感谢贾梦玮对她文章的篇幅、主题、倾向完全不设限，我想这种“特权”绝非因为艾云的江湖地位或是跟编辑的私人交情，如果阅读过这批散文，你必须说，《钟山》这种免检定购是有眼光的。

当代法国思想家阿兰•巴丢在谈到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时说，当代艺术一方面沉迷于身体的有限性、暴力、苦难，另一方面又迷恋形式的新奇。在他看来，当代艺术的任务必须是“为共有的人的状况提供某种新的普遍性”，“全球化赋予我们一项创造新的普遍性的任务，它往往是一种新的感性，一种和世界的新的感性联系。”他认为艺术必须“通过精确并且有限的概括，去生产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光亮。”艺术家必须“创造一种艺术的新形式，世界的一个新视野，我们的一个新世界。而且，这个新的视野并不是纯粹观念性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这个新的视野有它特有的形态，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的可能性，为新形态的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知识。”（阿兰•巴丢《当代艺术的十五个问题》）

必须看到，巴丢是在欧洲的当代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为世界创造一种可以认同的新普遍性同样也是其他地域艺术家的任务。某种意义上，艾云的散文正是“通过精确并且有限的概括，去生产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光亮。”一种对世界隐秘性的认知，它构成了某种巴丢所说的“不可分辨的呢喃”。

艾云的这些散文，思想性和问题意识是其内核，不管写得多么天马行空、璀璨斑斓，它的核心都是一种思想表达。

《皮肤上的海盐味儿》说的是深度女性主义的话题。艾云曾经用学术论文的方式靠近过女性主义，但是她一定意识到：任何思想话语都是一盏灯，既照亮了某个角落，也有为灯光所不能及之处，甚至还有灯下黑。在某种思想中活命者，透过思想话语打开的窗户，看到的远或近，深刻或偏狭都是话语立场本身所决定。但话语活动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透过海德格尔如获至宝地宣称：存在在语言中显身。可是，艾云却要告诉人们，语言之外还有世界。任何话语，对人都既是打开，也可能形成遮蔽，艾云希望努力去触及的是“事物本身”。这个转身看似自然而然，却又多么不容易。与思想打交道的人，都把灵魂自愿典当给某个知识神，甚至是魔鬼。能从知识中获得高度，又能回到生活获得温度，艾云这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中，庶几没有几人，其下一代一开始就是因为学院训练而走进女性主义而能超越女性主义者，恐怕就更是少之又少。（区别于艾云这一代从生命体验而走近女性主义）这篇特殊的“书评”由《心航》出发，探讨何为女性真正的生命权力话题。它把女性主义的知识和教条轻轻推开，化为对女性问题最深切踏实的思量。穿过知识遮蔽而从生命体验出发，本来应是自然之义。可是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却多沦为掉书袋、晒立场、讨职称的行为，艾云的艺术散文，深层却是对这种倾向的温和提醒。

《玫瑰与石头》处理的是所谓“语言发生学”的问题。这听上去有些玄，其实说的是写作认同的维持问题——它不仅是文中人罗丹和里尔克的问题，更是作者艾云本人的问题和困惑。她沿着自身的困惑，以里尔克和罗丹为个案，希望这番追问能给自己答案。艾云有着超强的命名能力，她要探讨的是发生于艺术家精神世界的隐秘现象，要捕捉这些从未显身的暗物质，她必须命名它们。她用“致幻性”命名里尔克的艺术工作方式：里尔克“身体的有效性只能为伺养语言。他为语言的大责任而放弃掉日常伦理的小责任。”她用“劳动美学”来说罗丹，“这个每天都在干力气活儿的男人，仿佛猛狮，仿佛黑熊”，但这种热火质、亲近劳动的男人跟美学世界的区隔何在，又如何化解呢？艾云发现，“劳动本身必然要引入责任伦理”。罗丹的葱茏火旺的身体提供了劳动的支撑，也提供了摧毁美学的魔鬼。罗丹这样的艺术家，情欲和艺术是其必须走过的平衡木，“情欲，将是神谕的不确定性；情欲过后，罗丹将用加倍的劳动寻找神谕的确定性。”成艺术者，必然要千方百计保存身体中天赋的种子，要驯服跳跃的野兽。艾云从语言发生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发见了不同身体属性艺术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以及他们在抵达艺术过程中以“责任伦理”对自身局限性的克服。罗丹在情欲的不确定性之后，加倍寻找劳动的确定性，是一种自我超越；里尔克明了自身孱弱的体质，自觉疏远情欲的燃烧，为致幻性保存一定的身体附着，也是一种克服。艾云关心这种基于艺术责任伦理对自身局限的克服，所以，她所写的里尔克、伍尔芙、加缪、陈西滢，甚至是罗莎•卢森堡，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人。如何触摸自己、看透自己，以艺术责任伦理辅助语言的发生，无疑是艾云在这些篇章中念兹在兹的话题，甚至是几乎每篇都存在的子话题。

《那流向大海去的》探讨的是命运偶然、性别错位期待中的艺术自我成长问题。弱质慧心的伍尔芙，和里尔克一样年纪轻轻便明白自身的艺术责任伦理，并据此设计自身的婚姻模式。伍尔芙成功地走在自己设计的轨迹上，发见了历史生活中被隐匿的女性生命史，却撞在了精神致幻性的墙上，以自杀告终；一开始以辅助、扶持为己任的姐姐范尼莎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经历着家庭变故和婚姻背叛，主体性开始生根发芽，不但成了画家，在个人情爱模式上也并未禁锢，反缔结了外人不解、冷暖自知的开放式婚姻，她不干涉丈夫贝尔的轨道外情感生活，又跟双性恋者格兰特缔结和平三角：

贝尔似乎也默认了这种关系。他们三人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格兰特很快就中止了与范尼莎的肉体关系。他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范尼莎为格兰特提供着舒适便利的生活，他则把他的同性恋伙伴一个个带过来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晃悠。她又一次忍住了这种毁灭性打击。她只要求他就这样不离开她就行了。这种关系持续了四十多年，在她晚年，两个男人像两条流浪多年的老狗重新归家。范尼莎那隐忍和镇定，那包容、接纳和消化不幸的能力，仿佛冬天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柔柔暖暖的。否则，又能怎么办？聪明的女人知道她在导引着生活的航舵。没有幸福，只有平静。

面对艾云捕捉的这段生命纠缠，谁能理直气壮当一个道德主义者呢？你知道，写到此处，她大概也会叹一口气，望着窗外出神。木叶归于尘土，要经历过空中多么复杂的轨迹，谁能用道德的标签将她发掘的生命暗物质简单打发？这里，不但有范尼莎、伍尔芙这对艺术家姐们的命运，有文学批评家贝尔在不同阶段的情爱和生命选择；有范尼莎儿子朱利安（跟中国女作家凌淑华有过一段邂逅，艾云另写于《乱世中的离歌》）的自由渴望和葬身异国。

这无疑是艾云这诸多篇章中我最为喜欢的一篇。你很难用一个问题甚至是问题域将其概括，无论精神命题还是人物命运，都是发散性、多线头的。与“那流向大海的”“命运”相比，其他命题都是孱弱的。艾云隐匿其后对于命运的态度，令我想起了西蒙娜的那句话“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不幸”。既然命运带给我们不幸，我们为何还要爱命运？罗伯特•瓦尔泽的这段话也许有所解释：“所有被我们理解和钟爱的，也同样在理解和钟爱着我们。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成了他者，却又恰恰如此，我才得以成为自我。在一种甜蜜的爱的光轮中，我认识了或者说我觉得我应该认识到，有内心世界的人才算是真正存在着的人。”（《散步》，范捷平译）

是的，拥有内心世界的人能够涵纳命运转而反向凝视命运，这就是艾云在《那流向大海去的》站立的艺术和生命立场。它使散文具有了结构和精神的生发性，就其经验和思想世界而言，可媲美于一部以伍尔芙为主角的经典电影《时时刻刻》，这是散文的奇迹。

《挣扎于阳光和苦难之间》同样是处理艾云自身精神困惑的结果。它书写的虽是萨特、波伏娃、加缪的精神三角，但又内蕴着作者生命跟西哲的对照。艾云透过萨特和加缪“做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的辨析，其实是在进行思想者文化位置的自我追问。作为一个从八十年代文化镀金年代走过来的思想者，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折创痛及之后的喧嚣市场环境，令很多人顿生文化废墟之叹。在这个过程中，艾云经历着从新启蒙的八十年代向市场化的九十年代的转向，也经历着从充盈着思想因子的河南思想圈退出南移的过程。如此，她该如何继续思想的呼吸呢？从大语境退出之后如何维系自身的小语境呢？这篇散文中她写到，临别之际，王鸿生对她说：“艾云，你可能以后只是写些散文，理论或是评论类的文字不一定再去动笔了。”说这话时，王鸿生是带着些微的失望和无奈吧？而艾云，却似乎在南下之后用她持久的思考和写作回答着这句话。她当然继续思考着，只是她想进一步弄清的是，该以什么样的立场去思考？萨特式的还是加缪式的？这就是《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间》此篇中西哲和艾云生命困惑的相关性。

此篇标题本是加缪一部随笔集的名字，你不难由此看出艾云的立场。在她看来，“萨特是聪明的。他的姿态大过文字，他的象征大过思想。他不会长时间枯坐斗室，他将咖啡馆、歌舞厅变成哲学交流的场所。”“作为知识分子的萨特，他用主义、潮流和运动，带给二战后迷惘低抑的法国以骚动和沸腾，人们在旗帜和口号中，在抽搐和狂吼中，积郁日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萨特是介入式知识分子，他的真正兴趣不是在思想中辨析世界，而是以思想重构理想的世界。相比之下，加缪则始终恪守了思想者的位置。加缪“往来于他的小镇和巴黎之间。相互间的距离，让他对小镇有记忆和反刍，仿佛春天的老牛，在反刍它的食物，细嚼慢咽个中滋味。而巴黎，让他认知世界，即使他常常感到这里的气氛在喧闹以后有失真的成分，那么多从事知识运作的人有贩卖的嫌疑，但他依旧感谢巴黎让他的生活有了反差和对比。”

如果说萨特是活在理想中，加缪则是活在真实中。加缪对小镇气息的充分涵纳和体味，加缪对“太阳的悲剧”和“浓雾的悲剧”的辨识，都决定了他对日常性荒谬有着更深的伦理感觉。相比激进改造社会的左派立场，这种发见人生荒谬性并且持续推石上山者显得太保守了吧？显得太不激情、太不浪漫、太不诗意吧？可是艾云却在对这些文学大师的凝视中发出“有时心灵需要无诗的地方”这样深刻独特的断语。这是对于左派知识分子以理想主义遮蔽真实的警惕，当年她在《花城》的专栏上不就写着“谁能以穷人的名义”、“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我视之为对于新世纪甚嚣尘上的底层话语的理性提醒。

艾云也许会说，她敬佩萨特而亲近加缪。这是思想上的亲近，思考到如今，她已经很难抛开个体生存和日常生命那些真实的伦理感觉而去奢谈民族、国家、正义。如果一切宏大理论话语可以大步流星地踏过个体的日常和卑微经验的话，那么它最终必成为被乌托邦魔鬼所扬起的利器。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爱萨特，九十年代爱巴特。当萨特明快的政治介入伦理在九十年代中国不再可行之际，罗兰•巴特的“文之悦”框架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调度八十年代思想亡灵的作用。巴特的体系把很多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构导向了语言符号内部，并由此获得意义感。但是巴特是不够的，新世纪以来的学界，公正的焦虑、介入的愿望依然在折磨着人们。于是，文化界很多人便开始了一个新的左转浪潮。

以中国学界论，某位当年曾经深入辨识“自由伦理”和“人民性伦理”的纠缠，坚持个体生命混沌的伦理感觉而影响了一代文学读者的大学者，却在对斯特劳斯、施密特等人的研究中成了专制主义、集权主义、民粹主义和族群主义鼓吹者。谁能相信，一觉醒来，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梦回秦始皇呢？这就是上面说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话语常常以遮蔽真实为代价，并被个人欲望所操纵，以穷人公义的名义为集权张目。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艾云不管是写思想随笔还是艺术散文，始终不忘跟学界对话，她的问题意识是深切务实却又谦卑诚恳的，而且充满当代意义。

透过萨特和加缪，艾云探讨的是激进与日常之间的思想位置问题；可是，回到日常并不意味着对生命担当的放弃。假如我们不以理想主义的立场去担当的话，我们该如何去承担？《人可能死于羞愧吗？》探讨的便是正常社会和极权社会之中的担当问题。这篇由俄狄浦斯引入的散文一步步去追问法律、道德之外的生命承担。“人可能死于羞愧吗”这一提问的潜台词是，假如我们可以免于法律之责，是否还有什么价值足以挑战我们生的执着？

在索菲的选择中，艾云思考的是人面临极端状态的两难选择。事实上，索菲不可能在儿子或女儿之间做选择，她是在一对儿女之间选一个或是两个都放弃间选择。这意味着，索菲其实是可以免于法律之责的，甚至拥有某种程度上道德上免责权。可是，索菲却依然不能不面临内心的自责：谁给她权力选择了儿子而不是女儿？同样，如果她选择女儿的话，她面临的问题是，谁给她权力选择女儿而不是儿子？纳粹之恶把索菲推进了绝对的选择绝境之中。艾云在索菲的选择中捕捉个体面临可免责绝境时的罪感伦理——所谓的可以致死的“羞愧”。艾云又在索菲困境的制造者——赫斯那里反思了“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阿伦特提出的概念，二战后大量文学作品就此角度进行了反思。单就这一点而言，艾云其实既非首创，也并未有创新。但是，这是一篇艾云精心营构的散文，而不仅仅是一篇思想随笔。因此，当艾云使用“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时，她不仅是在进行理论演绎，她还进入了“平庸之恶”提出者阿伦特的个体情感与理智的纠缠之中。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深入思考，对法国、俄国、美国多国革命的考察，为个体承担的政治哲学伦理作出了巨大贡献。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在担当问题上比阿伦特走得更远，他提出罪的担当：他认为我们活着便是有罪的，这罪仅仅因为我们在二战后还活着。雅斯贝尔斯把个体引入了对他人的责任伦理之中，因此才有基于罪责担当基础上的罪感伦理。他和阿伦特一样为才华洋溢却因为纳粹迫害而自杀的本雅明痛惜不已。阿伦特还为本雅明编选过一本叫《启迪》的小书——其中包含了《讲故事的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些后来绽放夺目光彩的篇章。可是，如此执着反思平庸之恶的阿伦特却不能免于情感的弱点，作为女哲学家，她光芒万丈、彻底深刻地反思了纳粹；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无法超越于跟海德格尔的情感纠葛，艾云写道：

她不会不清楚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他所去做的，都是她一生都在反对的。但在他八十诞辰的贺辞中，她仍然把他的错误与柏拉图的错误相提并论，在理论上为他开脱和宽宥。要知道，这可不是阿伦特的一贯作风呢！她原本是冷静、清晰、准确、绝不人云亦云。但是这一次，她失了常态。直到晚年，她仍然是跨越山山水水，从美国转道德国去看他。海德格尔的妻子知道他们的隐情，她对她总是在盯视着。阿伦特希望与海德格尔有独处的时间，但是门缝里的那双眼睛总是无处不在。

正是引入了雅斯贝尔斯、本雅明、海德格尔这些发散性线头，使艾云的散文区别于随笔，使艾云在进行思想追问的时候同时捕捉了生命的暧昧性和混沌质。以明快的线索建构的思想大厦，往往挂一漏万，过滤了基本的日常经验来成就某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艾云透过此篇既进入极端情境下的人的经验混沌性，同时还提示了一种有别于激进理想主义的承担方式，那就是以自我反省为起点的罪的承担。

从思想上，艾云是偏于自由主义的，但是她其实反对左/右、自由主义/新左派这样的简单划分。她的文化认同更加复杂，她的日常生活伦理感觉让她反对“以穷人名义”而忽略日常经验的左翼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根本上排斥某些左翼人物的理想情怀。否则她不会写《1919年的兰德维尔运河》，她不会写罗莎•卢森堡。对于马克思主义，她希望有客观公允的判断，她说：

我想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学说闪耀着理想主义和终极关怀的夺目光芒，它穿越千沟万壑，把现实福音播布开来，它有力地弥补了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它发挥警世通言和盛世危言的奇异功效，让另外的制度在许多方面得益非浅。人们应该感谢这一学说、观念的提醒。如果这这种学说与观念化为一种制度，它也需要别的学说与观念在制度上的补充，供给有益的养料，让自己的肌体营养丰富以使身躯和灵魂都健壮。

我想她一定被罗莎•卢森堡以下这段话触动过：

一切不外是痛苦，别离和热望。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且要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至少我对待生活是这样的。这并不是我冥想得来的智慧，而是出自我的本性。我本能地感觉到，这是对待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确实是感到幸福的。

这个并非精壮，甚至有些微身体缺陷的女人，她之于革命，不同于燕妮追随丈夫马克思而跟革命和历史有了无意的交叉；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罗兰夫人，“即使她留给历史以不朽，仍戴着虚荣的蕾丝花边”；不同于俄国女革命家妃格念尔，一个赞成暗杀行刺的女革命家。艾云说“罗莎•卢森堡则是思想型、智慧型的女革命家。”

罗莎•卢森堡不是依附性，也不是虚荣型，更不是勇力型的革命家，她之赴革命之约，不为功利，不为权力，不是虚荣，不是阴差阳错，而是深深内在于她真切而自觉的理想主义伦理感觉。所以，卢森堡认同革命乌托邦，却深刻地警惕着革命内部专制的可能性：

她首先提出民主与监督一旦放弃，其结果将形成“派系统治”。这种统治下，“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左派智者罗莎•卢森堡高贵如星辰地追寻着人类理想生活的可能性，却又目光如炬地意识到乌托邦所潜在的内部沦陷。作为一个实际女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睿智如思想家阿伦特，又充满着真正信仰者自我牺牲的光辉。艾云写出这一切，可是更重要的是，她还让我们在罗莎•卢森堡这里看到精神高贵性跟现实战斗力的悖论。罗莎•卢森堡是女革命家的独特个案，却又是左翼思想型革命家的标本。这些为信仰而战者，往往就在左翼的内部战斗中被消化和吞噬了。他们想为左翼理想主义的怪兽安一套可资驯服的程序，可是他们却成了首先被革命吞噬的儿女。罗莎•卢森堡昭示着革命理想主义者高贵的心灵质地，却又令人隐约瞥见左翼资源的内生性悖论。这许是艾云要说的吧。

大散文的开放结构和精神质地

艾云散文强大的思想体量必然吁求着自身的结构，这便是一个多重联结的开放性结构，这些散文每一篇如果拆散零售，都足以生发出多篇中短篇散文。这是因为它们往往融合着多个人物、单个人物人生的不同阶段、作家对多个精神命题的探讨。如此，一个开合有致的张力结构便是艾云这批散文的核心。我能想象艾云如一个导演般，苦苦思索着一个足以涵纳她的思考的戏剧结构，当某个结构在她电光火石般在她头脑闪过时，其他一切便是水到渠成了。中国现代散文本来最是行云流水、不拘形态、摇曳多姿，散文结构是小品文所最不关心的事情。因此，不妨说，艾云的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将散文的戏剧性大大提升。

双线或多线对照结构往往是艾云乐于采用的。譬如《玫瑰与石头》，本篇以里尔克和罗丹为主角，探讨精神致幻性、劳动美学等问题。里尔克是那种身体孱弱、终日陷于形而上精神事务的诗人；罗丹却是那种将强壮的身体化为美学创造力的艺术家。据此进行平行对比并非不可，可是写作对象的唯一性却大成问题。换言之，探讨致幻性和劳动美学为何一定是里尔克和罗丹呢？他们终于携手来到艾云笔下，还因为他们生命的一段交叉——里尔克作为罗丹传记作者的事实。艾云于是以两个伟大艺术家这段交叉的生命为切片，透视了两种极为不同的精神纹路。如此，艾云的散文结构才算有了严实而自然的支撑。

同样的双线对照结构，《挣扎于阳光和苦难之中》以加缪和萨特为对象探讨“做艺术家还是知识分子”的话题，这次充当双线拱桥的是波伏娃。但这不过是小的双线结构，此外另有一个复杂的双线结构，里面既有着萨特vs波伏娃、加缪vs波伏娃、波伏娃vs阿尔格雷等小双线。可是且慢，这回艾云居然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引进了散文中，在前二节铺陈了萨特、波伏娃的生活之后，三、四节却突然回到自己的生活，从“我为什么会和他们相遇”讲起。这意味着，在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对照之外，艾云展开了自身生活和西方思想家生活的对照。这么说来，艾云的散文结构在精心筹划之外，其实也是有着“行云流水”之貌，行所当行而行，止于之所不得不止，仅服务于文章探讨的精神命题。这构成了艾云散文的另一种魅力——问题意识，前面已经论述。

《那流向大海去的》同样是多线对照结构，这里有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及其姐姐范尼莎不同生命状态、人生选择和命运转折的对照，有范尼莎自身生活从依附型到独立型的对照，也有范尼莎丈夫及儿子两代男性的生命对照。这种种对照带来了艾云散文中的混沌性、涵纳性，或所谓在场性，她拒绝用单线甚至点-面的方式来结构散文，所以读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意义的八卦阵——如果你企图一言以蔽之的话。它是多线头、相互缠绕的，它是相互渗透和敞开的。所以，在此篇中，你既读到青年女作家伍尔夫在择偶时对情欲和写作进行清醒分配的抉择；也读到伍尔夫姐姐范尼莎从一个葱茏火旺的辅助性角色向追求“足够金钱和秘密”的独立女人的转变；既读到伍尔夫年轻时的追求者，后来的姐夫，批评家贝尔对女性趣味的转变，或者所谓男性生命中的情欲抛物线，又读到战争男人和古堡中的女人所构成的隐藏在日常性中的历史秘密。当伍尔夫侄儿朱安来到中国，邂逅凌淑华，又葬身西班牙时，在他和之后伍尔夫的自杀中，你又在散文中和命运狭路相逢。当范尼莎从健康红润的家庭守护神转变成重视精神自我的女画家，并且恬然自乐地在前夫贝尔和新丈夫构成的稳固三角中安度晚年时，我们不禁想起张爱玲的感叹：不用担心，很快就老了！而艾云正站在这一切的背后，轻轻叹一声：那流向大海的！阅读的我们，也轻轻叹一声：艾云散文竟涵纳了这样的生命混沌，生命的复杂性本身在这里找到了自我呈现的机会。

可见，多线对照显然正是艾云对生命混沌性、在场性和暗物质的有效显影剂，在此恕不一一对各篇展开分析。可是在这些多线对照结构之外，必须看到另外的递进推衍结构——前者主要是对照性逻辑，后者则主要是递进性逻辑——这体现在《皮肤上的海盐味》《星辰和灵魂》《人可能死于羞愧吗？》诸篇中。写作的结构显然内蕴于对象的特殊性中，所以，精巧的对照结构并非全能，递进推衍结构也有独特的作用。《皮肤上的海盐味》可视为一种最特殊的书评——它最初源于对《心航》这部小说的阅读和评论，却一步步跳跃开去，敞开了文章自身的问题域和书写方式。且不避繁琐，看看艾云是如何逐步推衍的：

引言：阅读《心航》的情境——第一节：书中女历史学家与强壮渔夫的超阶层情爱——第二节：官场男人、商场男人、知识男人和渔夫的比较——第三节：粗野交谈之于这种超越性情爱——第四节：轨道外情爱与家庭婚姻——第五节：什么是女人应该有的生命权力——第六节：深度女权主义。

不难发现艾云以一对书中男女的故事为承载平台而不断地节外生枝、却又断而不散、一路逶迤地走在她感兴趣的问题路径上。她论述的这六个方面完全可以进行独立探讨，可是把它们拆开，就不再具有这篇论文的整体性和厚重感。它们最终依然服务于作者对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女性生命权力的“深度女权”问题的探讨，此处说的是她散文的结构强大的化合能力。《星辰和灵魂》《人可能死于羞愧吗？》也是同样步步为营的推进结构。九十年代大散文出现之前，中国散文的结构强调的基本是“点的发散性”——对某个具有意义升华可能的点进行强化并铺延成篇，这些“点”可能是某个人、某件事、某种精神、某份心绪和气度。这种散文结构模式跟传统小品有很强的传承性，它异常成熟并拥有大量作品作支撑。事实上，决定散文精神强度和审美品质的不仅是这种结构，借助这种结构可以写成《乌篷船》，也可以写出《荔枝蜜》。散文最终召唤的还是作家的生命经验的分量和精神透视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散文结构跟散文精神品质没有关系。某种意义上，我把当代散文结构从小到大的拓展和突破，视为当代经验和精神在寻找自身形式结构的结果。汹涌的当代经验和历史省思要求冲破“点的发散性”结构的形式堤坝，这大概是当代大散文出现的背景。稍微关注新时期散文便可发现，散文写得越来越长，动辄上万，超十万甚至二十万字的超长篇散文也并不鲜见。

但散文的分量难道仅仅是由形式体量决定吗？很多长散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散文，它并未发展出一个具有冲击力的精神命题，它也并不吁求一个独特的大结构。它虽然长，但基本上借助于同质经验的绵延而成，用相同的小结构处理之并无不可。从这个角度看，艾云的这批散文，并非字数上的巨型散文，但却拥有巨大的精神体量。这就要感谢她多年的理论训练了，她始终在深广的文化视野中透视她笔下的人物个案。九十年代，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曾经风行一时，后来在学术界的评价又迅速走低。我们既要看到余秋雨散文对大散文结构的开拓之功，他在历史话题文学化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但也不能不指出，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缺乏有真正精神强度的内在结构和问题意识。缺乏强大的精神气脉，只能以修辞和抒情补足之，结果当然是精神气脉的虚浮。艾云则不然。她的散文之大，既在于发展了一个具有内在精神必要性的大结构，更在于这种大结构具备了跟探讨对象之间的内在对应性。

跨文体性和隐身者的艺术道德

孙绍振曾从表现手法角度把散文分为抒情、叙事和审智三种类型。那么艾云散文则是融纳性的，从精神品质上说，它更像审智散文，但在具体的手法上，则跨越叙事与抒情，甚至是虚构与非虚构。它像文化随笔，有文化随笔的问题意识和言说理性；可是它比随笔多了些文学性的色彩和混沌。曾有人认为艾云散文是美文，这里的美文跟贾平凹所提倡的美文断不是一回事。可是如果说艾云的散文具有对语言美的执着追求，则又是一目了然的。

人们常常用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进行二元划分，大意是散文是语言的散步，诗歌则是语言的舞蹈。潜台词其实是诗的语言比散文语言更精练和讲究。事实也许并非那么简单，散步的姿态可以优雅从容；跳舞的身影也不乏丑陋不堪的。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自有着不同的文体规约，但绝非意味着诗歌语言高于散文语言，对于文学而言，只存在好的语言和不好的语言。某些诗歌语言确实很诗歌，却其隔无比，用叶维廉的话说是为语造境，生僻怪异，语法和句法变异缺乏经验实存的支撑，实在皮相得很。但是也有一种散文语言，它看似没有诗歌语言语法变异的强度，却追求着一种精准和斑斓的搭配。蔡少尤认为艾云散文语言追求一种立体的效果，并例释过，诚然！我想重点谈谈艾云散文的精准和斑斓。

精准或所谓准确（exactitude）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重点推介的文学价值之一。精准是以复杂性为前提的，不以复杂性为对象则无所谓精准或失焦。艾云语言的精准便体现在她对日常经验进行哲理言说的方式，以及言说过程中强大的命名能力。艾云既然认为“心灵有时需要无诗的地方”，她将日常经验的重要性已经推举到某种哲思位置。可是，她并非从世俗话语谈日常，她有自己观照日常的哲学框架。所以，白开水的日常生活便在她笔下分解出纷繁复杂的哲学质。这是第一步，艾云的语言如精密的分解仪，在日常生活的混凝土中理出了千头万绪；接着便有第二步，艾云的语言又是准确的归类器，为黑暗中的事物给出恰当的位置。第一步她使事物变得复杂，第二步她又将复杂的事物归置在她精致的语言装置中。这才是“精准”语言的内在过程。你看她铺陈不同的场景分述几种不同身份的男人，（《皮肤上的海盐味儿》）如果仅是从阶级地位、社会身份去看，说得太细致还是未能免俗。她却拈出生命“直接性”这样的命名，没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美学情怀，就很难从定型的社会认知机制中脱身，发见渔夫这类人工作方式上“直接性”的美学效果。这样说，精准的命名依然跟思想透视息息相关。然而，未必所有拥有思想透视能力者必同时拥有精准的命名能力。艾云却能！她从人与人乏味的相处中嗅到某种社会制度之外的身体气息，并命名为“色情质”；从五金店的平凡中年男人身上抽象出一种生命阶段并命名为“后续性生活”。艾云说：

后续性生活以生活为中心，男人不需要再去打打杀杀了，有人就说，男人的性格变得没有光彩了。以往男人扣动板机的手，现在去掂动秤砣；以往男人去宣讲社稷、救亡的道理，现在他去推销金饰，不厌其烦地向主顾讲解其成色和比重。

如果做个比喻，非后续性生活，人生如唱本；而后续性生活，人生如账本。

接下去，她继续发挥其掰开揉碎、天女散花的功夫：

唱本里面有各种角色，唱坐念打，各显功夫。人一说江湖，马上两眼放光，真以为有那么一个地方，到处崇山峻岭、苍翠叠障，好汉占一幽深古寺，四匝荗林修竹，桃花掩映，荷芷涟涟。这其实是前现代社会中的在野之人、屈辱之人制造的一个生存乌托邦。实际情形是，好汉们聚到梁山，日子也从不消停，梁山内部也有尊卑贵践之分，火併起来，也是血溅水泊。而且时时官府追剿，哪有快意人生的半点滋味！

这种语言的精彩不仅来自于语言的斑斓色彩，也来自于艾云看问题的哲思框架，有了高度的掰开揉碎，便成了文学精彩的血肉和斑斓；所以，艾云的散文有骨架，有血肉，更关键还是，有魂。

说到这里，还是没有把艾云散文文体上的特性说透。艾云要表达的精神话题多，必然吁求着一个更有涵纳能力的结构，散文于是走向“大”。精神之深支撑了其骨架之大，交相辉映。可是，在向“大”的途中，艾云散文便借助了很多戏剧的对比性和小说的场景性，这便产生了她散文某种程度上的“叙述性”乃至于“虚构性”。

这里的“叙述性”并不是指这些散文中包含着很多生命历程，而是指艾云在呈现这些生命历程时对场景等叙述性效果的借重。你看《皮肤上的海盐味儿》，上一节她还在《心航》的文本世界中，下一节她已经信马由缰，甚至接着《心航》的人物道具唱自己的深度女权主义之戏文了。你会问，这不已经是小说的虚构了么？散文作家在思想表达的过程中直接骑上了虚构的骏马，并非仅有威风而没有危险，不谙骑术的必被甩于马下。但艾云散文在“虚构”的马上从容睥睨。

我们会发现《那流向大海去的》《玫瑰与石头》《自由和美德》《星辰和灵魂》《那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间的》都是众多人物交叉命运的城堡，艾云重视叙述语言的文学色彩和场景效果。可是在这些篇章中她并没有真正放开散文的“虚构性”——对真实人物的生活细节进行虚构。除了上面提到的《皮肤上的海盐味儿》有某种程度的细节虚构外，艾云基本上是节制的。但是在以中国人物为题材的几篇作品中，细节虚构被更多地运用了。无论是《回眸辛亥年》《黄金版图》还是《乱世中的离歌》，艾云进入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方式便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勾线、着色、定型，赋予他们足够多的细节。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尝试显然并非没有遗憾。

这便是散文虚构的双刃剑了！我们且说《乱世中的离歌》，这篇叙写陈西滢、凌淑华、朱利安（伍尔芙侄儿）情感纠葛的散文，有人评价说简直就可以改编为电影。这篇散文中艾云放开了细节虚构，你甚至可以在这篇散文中读到凌淑华和陈西滢夫妻房帏之内情欲错位的隐秘涟漪。某些时刻你几乎恍惚了，这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呢？但是艾云显然做足了实证的案头功夫，那些确定无疑的历史时间和标记又在为这些虚构提供合法性。我始终认为《乱世中的离歌》是散文“虚构性”的精彩篇章，它甚至走到了散文虚构的极致，再走一步便找不到立身之地了。再走的这一步，便是《黄金版图》和《辛亥年的枪声》了，我真切的阅读体验是，这二个文本并不如艾云的外国人物系列精彩，也不如《乱世中的离歌》精彩。（但是也许别人不是这样看的，否则《黄金版图》便不会获“在场主义散文奖”了。）原因何在呢？

虚构使散文拥有了更大的表达权力和进入历史的能力。散文作家可以不再受制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和实地考察体悟的教条，想象的翅膀让作家得以借助历史人物重新进入历史、打量历史。但是，纯以虚构言，散文相比于小说依然捉襟见肘。虚构只能成为散文的辅助性手段，散文的真正气场依然来自于作者自身的思想修为和表达经验的厚重独特。我隐约觉得，当艾云书写哲学家、思想家时，有着一种主体跟对象的共鸣和体贴，总是写得那么到位，发人所未见；可是如果写非知识人物时（如挖金的男人、民女），由于难以置入某个思想框架中，作者跟对象的精神气质并没有交叉，在《那流向大海去的》等篇章中大放异彩的精准把握人物气质的能力，以及作品内在的精神视野便有所削弱。

当然，《黄金版图》《回眸辛亥年》等篇并非没有问题意识，可是由于对象发生变化，或者说艾云为书写这些对象所进行的精神贮备并不匹配，所以总隐隐觉得不过瘾。这也许说明，大散文的真正魅力，依然在于内在深邃的哲学品质和精神视野，细节虚构是锦上添花。但这也可能是源于我自己过强的个人趣味，绝对有另外一部分人更喜欢《黄金版图》等篇。

我想再从当代散文“非虚构”热潮的背景下来看艾云散文“虚构”。所谓“非虚构”并不是散文的传统位置，它的纪实区别于以往艺术散文的个人书写和抒情；也区别于报告文学的日渐空洞化的平庸赞歌。“非虚构”的提出意在挑战散文在介入性上的无能状态。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都显示出散文突破自身边界的努力。所以，“非虚构”和“虚构”恰恰不是两种分裂的立场，而是从为散文扩容的共同立场出发的殊途同归。“非虚构”以田野调查的实证拓展散文既定的题材疆域，使散文进入不可见的现实；“虚构”则以细节想象使散文得以降临已逝的历史现场。

在当下，虚构和非虚构同样面临自身的机遇和挑战，但这并非我此处的论述重点。我感兴趣的是，艾云“虚构”所透露的艺术位置选择问题。同样是为散文及物性及思想扩容，散文“虚构”的当代关注度当然远不如“非虚构”。“非虚构”更能跟某些时代话语形成共振并派生相应的聚焦。在此情况下，很多人对当代散文新动态的理解和价值认定迅速定位于非虚构之上。我并不否认那些杰出非虚构散文家的贡献，但是，艾云却显然无意去凑热闹。我想这里包含着一种在她那里一以贯之的隐身者的文学道德。

我常常自问？我们为何写作？我们的写作认同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在写作时站立的文化位置是什么？在《人可能死于羞愧吗？》艾云借用了布莱希特的荒诞剧，阐述一种面对极权时荒诞而特别的耐心，或许能进一步说明这种隐身者的道德：

有一天，艾格先生的家被一个官员侵占了。他成为奴仆，全力为这个官员服务。艾格先生每天为这个官员准备饭食，夜晚为他盖上被子，为他驱赶苍蝇。在他睡着时为他站岗。总之，一切听从这个官员摆布。艾格先生从不讲话，既不抱怨也不牢骚，也不反抗，七年时间过去了。官员由于吃得多，睡得多，命令多，方便多而肥胖无比。然后得病就死掉了。于是，艾格先生把他用破被裹住拖出了房子，然后把床铺洗干净，把墙壁粉刷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说出一个字：不。

艾云写道：“布莱希特想说的是，在一般年月，面对向你使坏的不公正的人与事，在公开的抗争无从可能时，你只有选择隐蔽的反抗，那就是让你的生命长过这为非作歹者。”

在启蒙、革命等现代元叙事千帆过尽之后，唯有自由、思想和美值得我们期待，生命的神秘和丰富，值得我们去阐释。我相信这也是艾云的文学立场，她对一切洞若观火，却又保持着刻意的距离审慎观察；她无意去与潮流性的话语共舞，更无意借助话语走向权力；她警惕着理想主义话语脱离日常经验的乌托邦陷阱，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存在者的伦理责任；她不激进，却也并不虚无，她只是思想着，辨认着，力图用艺术创造一种辨认世界的新的光亮。对于极权和不完美的现实，她已经获得饱含智慧的耐心，她的立场便是在喧嚣的时代成为一盏隐秘的灯：警惕着黑暗的虚无，也警惕着光明的乌托邦。

最后我不能免俗地说，艾云的这组散文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它偶然于《钟山》无所标准的绝对信任，却必然于艾云多年精神和艺术追问的过程。一般散文家缺乏她这样深厚的哲学积累和问题意识；普通哲学作品又缺乏她这样瑰丽的美学自觉。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的求知意志没有被哲学坚硬的荆棘所绊倒；她的美感诉求没有屈服于孤冷的冥思；她的冥思又逃脱于学院体制和僵硬教条之外。所以，她不是为功利生产知识，她是为困惑寻找一个合审美目的性的回答。存在的秘密，生命的暗物质，于是在她的哲学思辨和文学虚构中被捕捉，被显影。她让哲思带上审美的肌理，她又使浮躁无明的日常经验获得柔韧、高密度的哲学品质。她的散文的重要性显然远为被这个时代所感知！

朱学勤、崔卫平、张志扬 联袂推荐

艾云，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女性思想者。

艾云式的女性思想者，在西方有阿伦特，而在中国，则很难找到与之并论者。

《寻找失踪者》，用女人的纤细神经紧紧勾住柏拉图命题。

思之路上，谁在寻找？ 谁是失踪者？我们都在寻找，我们也都可能是失踪者。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失踪，那就得始终带着追问上路。问什么？只能问自身，问这个匮乏、有限、不全的自身。但中国的书写者有一个致命的硬伤，这就是他们往往容易“我控诉”，而难以去做“我忏悔”。人们善于谈论他者的罪恶，而不习惯于正视自己的原罪。如果书写者是真的热爱语言和思想，那么他追问，还必得追问和清理我们的出身，看清我们在血液中潜伏的卑琐企图，并在以警惕和批判，我们才有可能不成为思之路途中的失踪者。

自我放任、自我推诿、自我糟蹋的粗略描述，大致构成国家政治伦理的前后之链。尤其对自我糟蹋的写照，并不是为了让人气馁和绝望，端的是“知耻近乎勇”，认识自我，为的是更新自我。这种更新，必须有理性之光重新照彻心田，这里借用的是福柯的自我呵护，有必要重申个人自由伦理实践。诚如伊壁鸠鲁所言：“关注自我没有年龄限制。关注自己的灵魂，从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

——《自 我 呵 护》

政治人明白，权力的位置很少，觊觎者则是很多，若是有你便是无我，这样的紧迫感，人所有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会使出来。你要他不害人，他就会遭人害，权力这台机器在疯狂地旋转，把人的良知、怜悯、仁慈的品格一点点消灭。因为政治资源的匮乏，利益小路狭仄，人们只会像蝗虫般吞食原有的粮食和美丽之花。并且当飓风席卷，人又怎会去修补房屋？

——《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

穷人不是抽象，不是笼而统之；它是具体，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谁以穷人的名义，谁就是在强奸民意，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一个统治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绞尽脑汁的维持，这只能将百姓拖向深渊。再说，若果把别人通过劳动致富而挣来的钱财搜刮而去以分摊，这叫什么公正？只能为强盗逻辑寻找充足理由律。此时，法律当然必定废弛。当剥夺别人的财产成为惯性，当私产不被保护，这是富人和穷人所有人的财产都不被保护。富人被打倒了，没收了财产，穷人永无翻身改变窘况之时，为穷人的宣传，就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与吊诡。在为穷人的名义下，多少血腥罪行横行无忌。

——《谁能以穷人的名义》

大地在薄暮中横陈宇宙，远处有蔚蓝氤氲成淡紫色的地平线。到了春天，大地万物惊蛰发陈，在夜间甚至可以听得到噼噼啪啪的拔节声。寒暑嬗替，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人生易老，岁月常新。我们人啊，却是犹如田野里生长的麦子，五月的风吹来，麦子穗实饱满，但是过了一季一茬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只是世上匆匆的过客，偶然降此，瞬间片刻一般。因此我们担不起永恒，那只是神的使命。我们只能见证此生，与来世无涉；死了就是死了，再也活不转。如果是老天要收人，如发生车祸、台风席卷、火山爆发、瘟疫横肆，自然衰老等等，这是谁也躲不掉的。除此之外，任何倡导和鼓励人去牺牲的教义，无论它据说有多么神圣，都只能说是对人生命的漠视、不敬和践踏。我们只能对此生负责。倘若不提及这一点，任何政党都可以运用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可以随时、任意剥夺掉人活下去的权利，并冠以无数美丽动听之名。这些阴谋家的歹毒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

但中国的书写者有一个致命的硬伤，这就是他们往往容易“我控诉”，而难以去做“我忏悔”。当检勘一段历史悲剧时，往往把责任推诿出来，而没有去反思作为我个人原本也应承担的责任。人们善于谈论他者的罪恶，而不习惯于正视自己的原罪。也因此，写作者成就不小，但其中沽名钓誉者、口是心非者、作秀煽情者也不在少数。这不是让人愤怒的问题，而是让人心寒。干什么大概都还可以作假，唯有书写是做不得假的。如果书写者将那些自我心存叵测的东西传达出来，即使他能换几个毫子，换取些既得利益，其殆害他人，是作孽啊。而陈忠实和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之所以一直有警策和激荡人心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借助叙事性文学作品，将人性和历史的真相还原，而不是遮蔽。

在现代语境的思之途，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那来自繁荣与自由国度的生机勃勃的人。思想者不是仅仅要为贫穷苦难者止痛的，那是宗教的事务。思想的使命正是为了监督并提防恶的大面积播布，让人活得体面和尊严。这也同时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者的一贯主张。这种主张之下，会不会因为自由主义的冲缓、平和、低抑的风格，在语言上会败北给擅长浪漫思维和华彩瑰丽的乌托邦思维，败北于擅长运用烨烨斐然的国家社会主义鼓吹者手上。哈耶克当初是非常担心这些的。但也不必过虑，当自由主义是更正视人性深处的隐曲微妙时，它将更要求语言和思想的波澹奇崛的内在意蕴。国家政治伦理语言上的华逸、瑰丽，其实都只是涂抹的大词大句的油漆，涂到无生命的物体上，它在直接性面前轻轻一抹就抹掉了，会露出它瘪干如壳的乏味。一个历史阶段，在常识尚未得到廓清的地方，首先要传播一般认识，有时，在求真未果时，得先把求美放一放。

——《寻找失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