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果“冷战”是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对抗，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并没有终结，而是展现为新的形态，走向“内战化”与“国际化”。不同思想阵营之间的分野不再是（至少主要不是）以“国境线”为边界，而是渗透到几乎所有国家的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主张竞争并存，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自形成跨国的话语联盟。于是，思想的世界似乎没有沐浴在新世纪的晨曦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是进入了一个纷争不安的年代。
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纷争在多重维度上展开，既有政治立场的交锋，又有知识论的分歧。以惯常的意识形态立场而论，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当前最具影响的三种思潮，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竞争格局。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面临严峻的考验，使西方左翼陷入低潮。但经过十多年的调整与集结，左翼思想再度显示出新的活力。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西方左翼时常与自由左派结盟，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发出反战与反对霸权的强劲声音。而近年来欧美多国发生金融危机，又为左翼思想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从大学校园波及公共传媒，甚至扩展到广场和街道，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抵达高潮。但西方左翼在今天似乎仍然面对一个旧有的难题：长于揭露批判，而短于制度建构。左翼强有力的否定性论述（“我们不要什么”）若缺乏同样有力而可行的建设性方案（“我们要什么”），就很可能永远奔走在“不断革命”的路途上，对未来的热烈希望被不确定性的现实感所笼罩，难以在政治实践中持久地维系对社会大众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欧美主导性的思想论述仍然是自由主义。它以个人权利为哲学基础，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为政体的基本结构，致力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但自由主义常常同时面对来自左翼与保守主义的攻击。在左翼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所造就的现实与它所期许的理想目标相距甚远，自我改良的“进步”也从未撼动“资本”的支配结构，甚至以程序的形式正义掩盖了实质的社会不公。而在保守主义看来，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夸大个人自主性与理性的意义，在现代性潮流中抛弃一切高于“自我”的存在及其价值，漠视宗教的超越性、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以及关于人性、美德和政治的古典思想，最终陷入了自我瓦解的境地，成为没有根基的意识形态，导致政治上的软弱、道德上的放任以及文化上的浅薄。
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保守主义诉诸回归传统文化，期待从古典知识与宗教传统中发掘深厚的精神资源，来滋养现代人的心智与灵魂，从而驯服现代理性的张狂，重新召唤人们寻求真、善、美的和谐一致，确立真理的标准与价值的尺度，关怀共同体的忠诚与团结，寄托对超越性存在（自然或上帝）的信念。保守主义与左翼分享了对自由主义主导的现代性的不满，因此有可能形成局部的联盟。这突出地表现在许多左翼学者对“保守派”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等）“出乎意料的热忱”，这种关注与青睐大多缘于学理的借鉴而非政治的认同。因为保守主义对自主主义的现代性提出了值得重视的丰富批判，但左翼的政治想象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愿景相距甚远。然而，多元主义的事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保守主义的诉求，无论多么具有吸引力，都将面对现代性条件的难题——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不是单个人而是人们生活在世间”。万众一心的共同体即便曾经存在，已经成为过去。而貌似“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正是在面对多样性的难题中显示其力量所在。
以如此简短的篇幅勾勒当代西方的思想图景，这是非常冒险的简约化描述，既不够准确，更难以反映其中的复杂性。但这张粗糙的“草图”或许有助于读者获得概观性的认识，由此开启自己更为深入的探索。
这部书稿的第一部分汇集了笔者撰写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系列年度报告。写作缘起于2003年末，当时上海《社会科学报》的副主编段钢先生邀请我撰写“年度盘点”文章，回顾当年西方公共知识界发生的重要事件。未曾想到，这个综述工作后来成为我每年元旦前必做的功课，竟然连续写了十年。文章最初以介绍为主，后来加入了更大比重的分析评论。篇幅也逐渐扩展，从起初每篇6000字增加到近年来每篇超过15000字。发表的报刊也转到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删节版）和《学海》杂志（完整版）。
这些系列文章的期望目标，是对当年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和焦点论题做出回顾，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但我深知自己阅读与学识的局限，议题的选择未必平衡得当，所做的述评也远非客观公允。当初只是希望能为读者提供西方思想动态的最新资讯，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文献参考的线索。而当十年的综述汇集起来，也多少能够反映出西方思想演变的趋势及其更为开阔的社会背景，或许具有“当代思想史”的史料价值。
本书第二部分收录了笔者对著名西方学者的访谈系列。这个系列原本计划访问十位学者，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感谢友人徐贲教授的慷慨支持，同意将他做的一篇访谈也收录在内。四位著名政治理论家（桑德尔，贝拉米，里拉与米勒）的对话，展现出西方政治思想界的辩论焦点以及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尤其透露出自由主义在当代处境中的潜力及其面临的挑战。
最后的附录部分包括笔者对几位西方学人和作家的侧记评论，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综述系列文章中。在本书编辑的建议下，将这些旧文再次收入，希望能和读者分享一些背景故事和个人观感。
本书的一些相关研究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迁”，课题批准号 2005BZZ001）的资助，以及“浦江人才计划”与“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我也要向段钢、陆灏、黄晓峰和胡传胜等编辑友人致谢，他们的邀请与鼓励促成了连续十年的系列综述写作。最后，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以及范新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诸的努力。
刘擎
2013年3月30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