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在这本书里讲到了各种各样的著名的“房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公寓，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社区，文学家左拉的别墅，《蝴蝶梦》里充满惊悚感的宅邸，艺术家维米尔、爱德华•霍普和勒内•马格利特画作里的房子，还有逼真还原犯罪现场的娃娃屋，等等。

在精神分析家的解读下，我们了解到这些作为居住空间的房子自身的无意识，而居住其中的人，他们的人生秘密也随之被揭示。关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房子，关于无意识，这里有独辟蹊径的深入解读。而你，又会在你的房子里发现什么？

作者介绍

帕特里克•阿夫纳拉（Patrick Avrane，1946—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师，精神病医生，作家。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协会（SPF）前任主席，学术期刊《SPF通讯》现任主编。阿夫纳拉的作品多从大众熟悉的题材比如文学形象、著名人物等入手进行写作，以巧妙的构思把精神分析的精彩之处呈现于笔端。著有《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福尔摩斯与无意识侦探》《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祖父母的肖像画：一个家庭故事》《爱的悲伤：一个真理时刻》等。

译者介绍

严和来，巴黎第十三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访问学者。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委员、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会（SPF）临床精神分析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创始会员和分析家、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拉康学组副组长。译著有《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儿童精神分析五讲》《智力心理学》《潜能》《宗教的凯旋》《欲望伦理：拉康精神分析引论》（以上为合译）、《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百分百荣格》。

乔菁，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硕士，南京中法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首届学员，现居杭州，从事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与翻译工作。

校者介绍

姜余，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会（SPF）临床精神分析师、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拉康学组委员、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分析家、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译著有《儿童精神分析五讲》《智力心理学》《宗教的凯旋》（以上为合译）、《百分百多尔多》。

前 言 待在房子里

序

第一章 房子的历史

第二章 庇护所

第三章 身体

第四章 亲密感

第五章 同住

第六章 在一起

结 语 诡异感

译后记

"1348年，鼠疫在佛罗伦萨，在这个意大利所有城市当中最美丽的城市里蔓延。几年前，这一灾难就曾在东方的土地上造成影响，在那里，它夺取的生命之多令人心惊胆战。接着，灾难扩散到部分欧洲大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罪孽将它招至我们的城市。尽管官员们保持着警觉，它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四处蔓延。

我们已经遗忘了。对我们来说，这场瘟疫只不过是个机遇，几个年轻男女借机把他们自己关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里，待了十天，并且在那里轮流讲故事，那些故事有些还有伤风化，这是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告诉我们的。同样的，1665年在伦敦出现的传染病也不过是成就了丹尼尔·笛福，令他在《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出版了又一部备受欢迎的作品《瘟疫年纪事》。

《瘟疫年纪事》一书的内容今天格外地引起我们的共鸣。逃离城市或是居家隔离预示了我们在 2020年的行为，比如，物资的储备、购买食物时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怕被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的担心。同样的，统计患病人数，监控传染病在各个街区的传播，随着人们离开城市，疾病在全国各地扩散，还有市政长官颁布法令——封闭住宅、征调外科医生、隔离病人、支援经济和制止物价飞涨，这些昔日之事都在当下重现。

我们已经不再像薄伽丘那样，认为是我们的罪孽招致疾病；也不再像丹尼尔·笛福那样，相信即便“起源和传播是自然现象”，瘟疫却仍属于乐于借助自然法则来施展的神的力量。然而，也许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够战胜这些危险又太过乐观。传染病不再满足于做尚·乔诺（JeanGiono）讲述的英雄历险故事里的背景，或是阿尔贝·加缪所使用的精妙的隐喻。从今以后，在鼠疫和霍乱之间，还有一个新冠肺炎。

为了预防新冠肺炎，待在房子里的命令被下达。正如每一次，在短篇小说、故事、奇遇记、长篇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房子是一个避难所。它充分体现了它最初的功能，即新生儿从母亲的怀抱来到摇篮时，在他出生的那个房子的墙壁，那些或真实或梦中的墙壁变得熟悉时，他所发现的那个功能。再晚些时候，房子成为他可以进进出出的地方。他征服了房间中不同的空间，有私密的，也有共享的；他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体形象，他和他人关系的风格。这是我们带在自己身上的“房子”，它和我们所居住的房子——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和亲人一起居住的那个房子，结合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我们生活在那些讲述着自己故事的墙壁之间，我们共用着这些人或那些人安置的家具，房子的装饰有时带着过往居住者的痕迹，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房子的灵魂，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建筑的无意识。隔离，是那些最古老的建筑面临的新的波澜，是新建筑前所未有的体验，隔离几乎不会打乱房子的结构，而是让其经受考验。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然而，避难所不是只有一种色彩，也不是只登录（inscrit）在一种转移的关系里。如果要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的话，这取决于它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一个孩子是被送回自己的房间，还是他决定到房间里去，这是两码事。禁止他走出房间是一种惩罚。在 2020年法国居家隔离期间，出门前要填写的特殊情况外出证明就像是家长写的解释条一样。通常情况下，跨出大门这个动作由居民们自己控制，只要乐意，他们就可以去外面，或是选择让谁进入家里。而现在，这服从于一个他们不能控制的规定，即使他们是接受和理解它的。大门是关上的。避难所是封闭的。禁令在主宰着。对房子的管控发生了变化。

除非生活在修道院里，或者受到监狱或医院的限制，居住在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离群索居。房子是开放的，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是发生在房子以外的。家猫有时都会因为人类总是出现在它们的空间里而感到不满。它们得像在它们旁边的男男女女那样，学会共享住所。因此，居住者们采用了一整套的房子居住策略。包括对不同空间的享用时间上的分配，以及家务活的分配——采购和储存食品、维持居住和生活的必需品，还要在能够去餐馆和食堂吃饭前去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饭。人们要进行无数的选择和决策，才能在接受他人自恋部分的同时，减少冲突的产生，因为似乎对于任何人来说，有些自恋的部分是不能让步的。

房子从未被察觉的特质被揭示：这些特质令长期同住者变得自在舒坦或是举步维艰；但对一个主体来说，这也是房子所代表的东西，即他居住在房子里的方式和房子萦绕 1在他身上的方式。一个建筑物实实在在的结构，与它在想象中的构造相互交织，就构成了我所谓的房子的无意识。它是每个人特有的，也是彼此共享的；而且我们知道，它越是能够被分享，生活在房子里才会越容易。于是，某些这样的调整就显得必要。这些调整既包括对房间的使用，家具的布置，也包括对居住本身的呈现。猫也学会了在白天与人类分享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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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起他们的第一个房子。这是位于城中一栋老房子里的某种单间公寓，在他心中，这是最美的宫殿。小板凳上的纸箱就是一个华丽的书柜，一张由遥远的旅行带回来的火红的毛毯改造了床，一幅眼花缭乱的海报点亮了有些暗淡的墙壁。他们搬离了学生宿舍，开始同居。他们不再需要遵守大学城里的规矩，合租的那些限制、父母的目光，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他俩都可以说“我在我家里”，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向朋友们宣告：“我们在我们的家里。”他们可以任意地进去、出来、吃饭、工作、睡觉、相爱。

房子起着包裹作用。她是保护者，她也容许互相交流。我们可以选择让谁进入，入室盗窃是侵犯。在梦中，她经常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墙壁完全平滑的房子代表男人的身体；相反，那些带有可以站上去的突出部分和阳台的房子代表女人。” 弗洛伊德说道。弗洛伊德还补充，这一点可以被这句德语里的俗语证明：如果一个女人的胸部很丰满，人们会说，她有人们能站上去的东西。这种表达在法语里更加露骨，而这在今天已是完全不得当的：“阳台上的人好多啊！”

然而，房子是被分享的。阿科玛，一个来访者讲述了他对安家的回忆。在讲述的同时，他也想起了和他一起组成家庭的一个年轻女人。除非过着隐居的生活，人们在自己的住所里从来不是一个人。房子包含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至少蕴含着那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所留下的回忆；房子的灵魂就是这样形成的。居住在房子里的人们，他们的欲望，不论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悄无声息的，都在相互遇见、相互交织、相互对立；房子的无意识就这样产生了。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但它也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一块地板裂开，也许是因为一个鬼魂从这里经过；一个消失已久的物件重新被找到，也许代表着过去的种种要卷土重来。小拇指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实际上他来到的是吃人妖怪的家；而小红帽拔掉外婆门上的销钉，拉开门闩的时候，她彻底上当受骗了。我们居住在房子里，和我们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并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我们带着信仰、忧虑、快乐，以及全部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期望。如果说房子有灵魂，有无意识，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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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20年间开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起住在家庭公寓里的是三个女人：他的妻子，玛莎；他最小的女儿，安娜；他的小姨子，米娜。米娜的未婚夫在 1886年去世了。在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就退了婚；但米娜并没有借着自由之身去建立新的关系，她隔三岔五地做一些陪侍女伴的工作。1895年她来姐姐家住了几个月，来年就在此定居了。米娜姨妈的房间与弗洛伊德夫妇的房间是相通的，没有独立的入口，要进去就得从玛莎和弗洛伊德的房间穿过。这一点再加上弗洛伊德和小姨子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曾结伴出游，还在同一个旅店一起度过几个夜晚——至于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这些，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闻。在这些传闻里，弗洛伊德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所谴责的、原始部落里霸占着所有女人并且对她们为所欲为的父亲。老房就有旧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我们认为这个原始父亲的神话有那么一丁点儿现实性，贝尔格斯街 19号的户型图也不是弗洛伊德自己设计的！再说，关键在于，没有过道的旧式建筑不是什么传说中吃人妖魔藏身的洞窟。过道和各种各样的隔间并没有带来新的根本上的禁止，它们只不过是使独立成为可能，让隐私得到了允许，而隐私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占据着重要位置。让房间关上门的，是私人生活的创立，并不是对纵欲的禁止，更不是那些进行恶语中伤的人们幻想的狂欢的终结。“从一连串房间穿过的梦是一种妓院梦，或是后宫梦。”

一连串的房间，弗洛伊德家里肯定是有的。在这个维也纳的住宅里，好几个房间连在一起，而且是相通的，但要说它是妓院或是后宫，却必然不是。弗洛伊德家的房子没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公寓的私人部分就像我们能够从 1938年的照片中看到的，从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追忆中、信件中、已出版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那样，显得舒适而平凡。几把扶手椅，一些桌子椅子，彩色的墙纸，还有一些小桌布和小摆件，这些对于马格利特安置“女巨人”以及创作《不可能的企图》的客厅来说并不显得突兀。那些诱惑的女郎，“镜前的维纳斯”“裸体的玛哈”，甚至是“着衣的玛哈”，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我们并非处于一幅超现实的画作中。 这样的梦与幻想，是要在其他地方发生的。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在这栋房子上会挂起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在这里，梦的秘密于 1895年 7月 24日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揭开了它的面纱’吗？”不过，信中提到的房子并不是维也纳的公寓，而是美景城堡，它有一点像维也纳的美景宫，不过要小得多，也简约得多，它建在城北的一座山丘上。“这栋房子本是作为一个休闲场所建的。它有一些用以休闲的房间，这些房间超乎寻常的高，就像大厅一样。” 在弗洛伊德对打针进行的联想中，又出现了他每天一边爬楼梯一边吐痰，去为一位老夫人打针的事情；但是打针这一医疗操作偏离了它的功能，占据着一个象征的位置——注射尤其可引申为能够满足年轻的寡妇伊玛的东西，也是致使玛莎怀孕的东西。“尽管我没有讲出所有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弗洛伊德在几年之后又澄清道。

有时，在太过于习以为常的环境中是很难有所发现的。1895年，弗洛伊德医生的办公室还设在他的家庭公寓里面。美景城堡却是不一样的房子，它“本是用于举行宴会和招待会的”。梦和幻想属于这个地方，就像人们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化装舞会、晚会，以及其间那些扣人心弦或虚情假意的话语，那些出其不意的邂逅；人们不用在乎这栋建筑及其声誉会因此遭到破坏。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幻想注射器的多重功能，把玩它的用途，而不至于毁掉医学。毋庸置疑，从神经科门诊室到精神分析工作室的跨越，需要这样的把玩，需要一个无境之地来转达。此无境之地，我们不曾居住，亦未锚定。

之后，当对梦的秘密的揭示在科学界有所建树之后，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空间了；甚至它本身对于治疗的展开就是有用的。我不知道 1908年弗洛伊德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对其有过清晰的描述，但就我们所知，他的古玩收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后来运到他伦敦家里的古玩数量，能够看出他的收集规模。各式各样的小雕塑、瓶瓶罐罐占据着此地，赋予了这个地方独特的灵魂，这与公寓的其他司空见惯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整个的人类际遇，它凸显在一些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或是苏美尔、埃及、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物件上；那里是家庭生活，橱窗里摆着他们的纪念品，相框里放着他们的照片，花瓶里插着他们的鲜花。空间相互区分是有必要的。来访者的辞说、他的生活、他的梦、他的欲望、他的个人史，应该在人类历史之中，而不是在其他人的家庭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所有房子的无意识都应该得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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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廉耻的圣地。罔顾廉耻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主角们从此被打上了烙印。艾米·德·斯彭斯始终是一想起此事就脸红；在德图什骑士神经失常后，这件事是浮现在他衰弱记忆中的唯一的回忆。无疑那些姓名不详的士兵们也记得这一场景，他们因此结束了围捕。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女竟能受得了如此的冒犯。无论这些人处在什么战斗阵营，什么社会阶层，他们的禁忌是相同的。巴尔贝 ·多尔维利是一个纯粹的君主主义者，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共和党人，接受的也是这样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在管制着这座房屋。人们在关上门的屋子里不是为所欲为的。住在一起，意味着要遵守同一屋檐下的习俗，不论这些习俗是明言的还是默认的。廉耻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整合了这些造就了一个屋檐下的共同生活的种种规则。

作家明确写道，艾米褪尽衣衫，好像只有上帝的目光在注视着她。的确，上帝的目光能穿透墙壁，这一点我们是有所了解的。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男人在耶和华面前奔逃，他建起铜铸的墙壁，修起厚得像山峦一般的花岗岩城垣，他挖了一个深深的坑，而一切均是徒劳，他躲不开这个目光。维克多·雨果写道：“这眼睛就在坟墓里，注视着该隐。”然而，艾米是无罪的。凝视着她的，不是诗中的道德良心，也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残酷的超我。这一上帝的目光来自房屋，是家神的目光。它是宝贵的传统、风俗、习惯与行为准则的化身，它不仅支持每个人都能在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每个人都确信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这里到处是你们的禁忌，这里不再是我的家了”，这正是巴雅泽的小伙伴所要表明的，他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嘲讽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则，显而易见但不是不可触犯。

这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就在自己的家里。不过，即便她的卧室里面放着一面镜子，我们也清楚，她会尽量不看镜中的自己。凝视她的裸体是一种罪孽。比起裸体，上帝更痛恨由它激发的欲望。在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描写的这一场景中，在这一幻想中，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目光。房屋的墙壁一语未发。人影绰绰，映照在墙壁上，墙壁无声无息地承载着种种禁忌。艾米·德·斯彭斯拉开窗帘，就好像是撑开了士兵们的眼睑，让他们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画面。计谋得逞。读者们会认为，如果这个贵族小姐宽衣解带是为了向一个男人献身的话，她应该小心翼翼地把窗帘拉上。其实，在 18、19世纪，在作者写作这本书（《德图什骑士》出版于 1863年）以及故事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18世纪 90年代末），赤身裸体始终是不合礼仪的、下流的、可耻的，甚至在合法的夫妻之间也是一样。脱衣服的目的就是为了赶紧穿上别的衣服。艾米既不是委拉斯凯兹画布里的维纳斯，也不是戈雅画中的玛哈，更不是马格利特的女巨人，她必定只可能是孤身一人。如果不是这样，她的暴露就是无法想象的。她的小城堡既不是奥林匹斯山也不是妓院，更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地标，对于这些地方来说，窗帘是开着还是关着无关紧要。造物主就在四壁之间主宰着。"

"对房子的无意识进行的独一无二的探索。一边是房子的实际建筑构造，另一边是房子在想象中的建构，这一探索由这两部分交织而成。......从闹鬼的凶宅到私密的庇护所，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探寻的是围绕着“家”的种种想象。

——《解放报》（Libération）

如果为身体建一所坚固的房子，那么它牢不可破的空间就是心灵——奈何这房子会失火，门难免会打开，于是，就在这本书里，历史上著名的文本向我们讲述了人的秘密。

——唐克扬

建筑设计师，《从废园到燕园》作者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房子展开的，它在各种维度上参与到人的精神建构当中。在各式各样的房子里，我们在找寻什么？在无意识里，房子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读到作者对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佩萨克社区的剖析时，我们感到如受当头棒喝一般，似乎抓到了某个答案的衣角。

精神分析的工作有时像是一种“溯源”。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也像我们一样，思绪在我们住过的房子、读到过的房子和拜访过的房子里来回穿梭，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心房”里进行一段旅程。也许，从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先生这里，我们能学习到一种好奇，那是对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的历史的好奇，是探索主体身份的好奇。带着这种好奇，我们应该有另一种“看房”的旅程，而它才刚刚开始。

——严和来

精神分析师，巴黎第十三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对房子的无意识进行的独一无二的探索。一边是房子的实际建筑构造，另一边是房子在想象中的建构，这一探索由这两部分交织而成。......从闹鬼的凶宅到私密的庇护所，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探寻的是围绕着“家”的种种想象。

——《解放报》（Libération）

如果为身体建一所坚固的房子，那么它牢不可破的空间就是心灵——奈何这房子会失火，门难免会打开，于是，就在这本书里，历史上著名的文本向我们讲述了人的秘密。

——唐克扬

建筑设计师，《从废园到燕园》作者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房子展开的，它在各种维度上参与到人的精神建构当中。在各式各样的房子里，我们在找寻什么？在无意识里，房子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读到作者对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佩萨克社区的剖析时，我们感到如受当头棒喝一般，似乎抓到了某个答案的衣角。

精神分析的工作有时像是一种“溯源”。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也像我们一样，思绪在我们住过的房子、读到过的房子和拜访过的房子里来回穿梭，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的“心房”里进行一段旅程。也许，从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先生这里，我们能学习到一种好奇，那是对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的历史的好奇，是探索主体身份的好奇。带着这种好奇，我们应该有另一种“看房”的旅程，而它才刚刚开始。

——严和来

精神分析师，巴黎第十三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幸福的房子总有共性，不幸的房子各有苦衷。

房子是人们安放无意识的场所。精神分析家通过解读房屋，探索人的灵魂。房子是一个保护壳，在梦中又常常代表我们的身体。房子也是具有神秘感的避难所，地板噼啪作响仿佛鬼魂经过；而当一件丢失已久的东西再次被发现，往事也得到重现。房子也是被分享的，除非过着隐居生活，房子里永远不是一个人。所以，那些曾经住在房子里的人和房子本身经历过的改变，让房子创造出了自己的无意识。

本书配有多幅图片，每章内附二维码，扫码即可看到更多相关图片，同时还可聆听精心录制的每章精彩内容音频，带你探索更多房子的秘密。

本书属于《我思万象》丛书中的阿夫纳拉作品系列，该系列已出版的《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豆瓣评分9.0，多次加印。

1348年，鼠疫在佛罗伦萨，在这个意大利所有城市当中最美丽的城市里蔓延。几年前，这一灾难就曾在东方的土地上造成影响，在那里，它夺取的生命之多令人心惊胆战。接着，灾难扩散到部分欧洲大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罪孽将它招至我们的城市。尽管官员们保持着警觉，它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四处蔓延。

我们已经遗忘了。对我们来说，这场瘟疫只不过是个机遇，几个年轻男女借机把他们自己关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里，待了十天，并且在那里轮流讲故事，那些故事有些还有伤风化，这是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告诉我们的。同样的，1665年在伦敦出现的传染病也不过是成就了丹尼尔•笛福，令他在《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出版了又一部备受欢迎的作品《瘟疫年纪事》。

《瘟疫年纪事》一书的内容今天格外地引起我们的共鸣。逃离城市或是居家隔离预示了我们在 2020年的行为，比如，物资的储备、购买食物时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怕被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的担心。同样的，统计患病人数，监控传染病在各个街区的传播，随着人们离开城市，疾病在全国各地扩散，还有市政长官颁布法令——封闭住宅、征调外科医生、隔离病人、支援经济和制止物价飞涨，这些昔日之事都在当下重现。

我们已经不再像薄伽丘那样，认为是我们的罪孽招致疾病；也不再像丹尼尔•笛福那样，相信即便“起源和传播是自然现象”，瘟疫却仍属于乐于借助自然法则来施展的神的力量。然而，也许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够战胜这些危险又太过乐观。传染病不再满足于做尚•乔诺（JeanGiono）讲述的英雄历险故事里的背景，或是阿尔贝•加缪所使用的精妙的隐喻。从今以后，在鼠疫和霍乱之间，还有一个新冠肺炎。

为了预防新冠肺炎，待在房子里的命令被下达。正如每一次，在短篇小说、故事、奇遇记、长篇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房子是一个避难所。它充分体现了它最初的功能，即新生儿从母亲的怀抱来到摇篮时，在他出生的那个房子的墙壁，那些或真实或梦中的墙壁变得熟悉时，他所发现的那个功能。再晚些时候，房子成为他可以进进出出的地方。他征服了房间中不同的空间，有私密的，也有共享的；他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体形象，他和他人关系的风格。这是我们带在自己身上的“房子”，它和我们所居住的房子——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和亲人一起居住的那个房子，结合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我们生活在那些讲述着自己故事的墙壁之间，我们共用着这些人或那些人安置的家具，房子的装饰有时带着过往居住者的痕迹，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房子的灵魂，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建筑的无意识。隔离，是那些最古老的建筑面临的新的波澜，是新建筑前所未有的体验，隔离几乎不会打乱房子的结构，而是让其经受考验。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然而，避难所不是只有一种色彩，也不是只登录（inscrit）在一种转移的关系里。如果要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的话，这取决于它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一个孩子是被送回自己的房间，还是他决定到房间里去，这是两码事。禁止他走出房间是一种惩罚。在 2020年法国居家隔离期间，出门前要填写的特殊情况外出证明就像是家长写的解释条一样。通常情况下，跨出大门这个动作由居民们自己控制，只要乐意，他们就可以去外面，或是选择让谁进入家里。而现在，这服从于一个他们不能控制的规定，即使他们是接受和理解它的。大门是关上的。避难所是封闭的。禁令在主宰着。对房子的管控发生了变化。

除非生活在修道院里，或者受到监狱或医院的限制，居住在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离群索居。房子是开放的，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是发生在房子以外的。家猫有时都会因为人类总是出现在它们的空间里而感到不满。它们得像在它们旁边的男男女女那样，学会共享住所。因此，居住者们采用了一整套的房子居住策略。包括对不同空间的享用时间上的分配，以及家务活的分配——采购和储存食品、维持居住和生活的必需品，还要在能够去餐馆和食堂吃饭前去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饭。人们要进行无数的选择和决策，才能在接受他人自恋部分的同时，减少冲突的产生，因为似乎对于任何人来说，有些自恋的部分是不能让步的。

房子从未被察觉的特质被揭示：这些特质令长期同住者变得自在舒坦或是举步维艰；但对一个主体来说，这也是房子所代表的东西，即他居住在房子里的方式和房子萦绕 1在他身上的方式。一个建筑物实实在在的结构，与它在想象中的构造相互交织，就构成了我所谓的房子的无意识。它是每个人特有的，也是彼此共享的；而且我们知道，它越是能够被分享，生活在房子里才会越容易。于是，某些这样的调整就显得必要。这些调整既包括对房间的使用，家具的布置，也包括对居住本身的呈现。猫也学会了在白天与人类分享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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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起他们的第一个房子。这是位于城中一栋老房子里的某种单间公寓，在他心中，这是最美的宫殿。小板凳上的纸箱就是一个华丽的书柜，一张由遥远的旅行带回来的火红的毛毯改造了床，一幅眼花缭乱的海报点亮了有些暗淡的墙壁。他们搬离了学生宿舍，开始同居。他们不再需要遵守大学城里的规矩，合租的那些限制、父母的目光，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他俩都可以说“我在我家里”，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向朋友们宣告：“我们在我们的家里。”他们可以任意地进去、出来、吃饭、工作、睡觉、相爱。

房子起着包裹作用。她是保护者，她也容许互相交流。我们可以选择让谁进入，入室盗窃是侵犯。在梦中，她经常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墙壁完全平滑的房子代表男人的身体；相反，那些带有可以站上去的突出部分和阳台的房子代表女人。” 弗洛伊德说道。弗洛伊德还补充，这一点可以被这句德语里的俗语证明：如果一个女人的胸部很丰满，人们会说，她有人们能站上去的东西。这种表达在法语里更加露骨，而这在今天已是完全不得当的：“阳台上的人好多啊！”

然而，房子是被分享的。阿科玛，一个来访者讲述了他对安家的回忆。在讲述的同时，他也想起了和他一起组成家庭的一个年轻女人。除非过着隐居的生活，人们在自己的住所里从来不是一个人。房子包含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至少蕴含着那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所留下的回忆；房子的灵魂就是这样形成的。居住在房子里的人们，他们的欲望，不论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悄无声息的，都在相互遇见、相互交织、相互对立；房子的无意识就这样产生了。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但它也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一块地板裂开，也许是因为一个鬼魂从这里经过；一个消失已久的物件重新被找到，也许代表着过去的种种要卷土重来。小拇指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实际上他来到的是吃人妖怪的家；而小红帽拔掉外婆门上的销钉，拉开门闩的时候，她彻底上当受骗了。我们居住在房子里，和我们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并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我们带着信仰、忧虑、快乐，以及全部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期望。如果说房子有灵魂，有无意识，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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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20年间开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起住在家庭公寓里的是三个女人：他的妻子，玛莎；他最小的女儿，安娜；他的小姨子，米娜。米娜的未婚夫在 1886年去世了。在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就退了婚；但米娜并没有借着自由之身去建立新的关系，她隔三岔五地做一些陪侍女伴的工作。1895年她来姐姐家住了几个月，来年就在此定居了。米娜姨妈的房间与弗洛伊德夫妇的房间是相通的，没有独立的入口，要进去就得从玛莎和弗洛伊德的房间穿过。这一点再加上弗洛伊德和小姨子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曾结伴出游，还在同一个旅店一起度过几个夜晚——至于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这些，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闻。在这些传闻里，弗洛伊德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所谴责的、原始部落里霸占着所有女人并且对她们为所欲为的父亲。老房就有旧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我们认为这个原始父亲的神话有那么一丁点儿现实性，贝尔格斯街 19号的户型图也不是弗洛伊德自己设计的！再说，关键在于，没有过道的旧式建筑不是什么传说中吃人妖魔藏身的洞窟。过道和各种各样的隔间并没有带来新的根本上的禁止，它们只不过是使独立成为可能，让隐私得到了允许，而隐私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占据着重要位置。让房间关上门的，是私人生活的创立，并不是对纵欲的禁止，更不是那些进行恶语中伤的人们幻想的狂欢的终结。“从一连串房间穿过的梦是一种妓院梦，或是后宫梦。”

一连串的房间，弗洛伊德家里肯定是有的。在这个维也纳的住宅里，好几个房间连在一起，而且是相通的，但要说它是妓院或是后宫，却必然不是。弗洛伊德家的房子没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公寓的私人部分就像我们能够从 1938年的照片中看到的，从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追忆中、信件中、已出版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那样，显得舒适而平凡。几把扶手椅，一些桌子椅子，彩色的墙纸，还有一些小桌布和小摆件，这些对于马格利特安置“女巨人”以及创作《不可能的企图》的客厅来说并不显得突兀。那些诱惑的女郎，“镜前的维纳斯”“裸体的玛哈”，甚至是“着衣的玛哈”，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我们并非处于一幅超现实的画作中。 这样的梦与幻想，是要在其他地方发生的。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在这栋房子上会挂起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在这里，梦的秘密于 1895年 7月 24日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揭开了它的面纱’吗？”不过，信中提到的房子并不是维也纳的公寓，而是美景城堡，它有一点像维也纳的美景宫，不过要小得多，也简约得多，它建在城北的一座山丘上。“这栋房子本是作为一个休闲场所建的。它有一些用以休闲的房间，这些房间超乎寻常的高，就像大厅一样。” 在弗洛伊德对打针进行的联想中，又出现了他每天一边爬楼梯一边吐痰，去为一位老夫人打针的事情；但是打针这一医疗操作偏离了它的功能，占据着一个象征的位置——注射尤其可引申为能够满足年轻的寡妇伊玛的东西，也是致使玛莎怀孕的东西。“尽管我没有讲出所有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弗洛伊德在几年之后又澄清道。

有时，在太过于习以为常的环境中是很难有所发现的。1895年，弗洛伊德医生的办公室还设在他的家庭公寓里面。美景城堡却是不一样的房子，它“本是用于举行宴会和招待会的”。梦和幻想属于这个地方，就像人们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化装舞会、晚会，以及其间那些扣人心弦或虚情假意的话语，那些出其不意的邂逅；人们不用在乎这栋建筑及其声誉会因此遭到破坏。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幻想注射器的多重功能，把玩它的用途，而不至于毁掉医学。毋庸置疑，从神经科门诊室到精神分析工作室的跨越，需要这样的把玩，需要一个无境之地来转达。此无境之地，我们不曾居住，亦未锚定。

之后，当对梦的秘密的揭示在科学界有所建树之后，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空间了；甚至它本身对于治疗的展开就是有用的。我不知道 1908年弗洛伊德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对其有过清晰的描述，但就我们所知，他的古玩收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后来运到他伦敦家里的古玩数量，能够看出他的收集规模。各式各样的小雕塑、瓶瓶罐罐占据着此地，赋予了这个地方独特的灵魂，这与公寓的其他司空见惯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整个的人类际遇，它凸显在一些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或是苏美尔、埃及、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物件上；那里是家庭生活，橱窗里摆着他们的纪念品，相框里放着他们的照片，花瓶里插着他们的鲜花。空间相互区分是有必要的。来访者的辞说、他的生活、他的梦、他的欲望、他的个人史，应该在人类历史之中，而不是在其他人的家庭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所有房子的无意识都应该得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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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廉耻的圣地。罔顾廉耻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主角们从此被打上了烙印。艾米•德•斯彭斯始终是一想起此事就脸红；在德图什骑士神经失常后，这件事是浮现在他衰弱记忆中的唯一的回忆。无疑那些姓名不详的士兵们也记得这一场景，他们因此结束了围捕。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女竟能受得了如此的冒犯。无论这些人处在什么战斗阵营，什么社会阶层，他们的禁忌是相同的。巴尔贝 •多尔维利是一个纯粹的君主主义者，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共和党人，接受的也是这样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在管制着这座房屋。人们在关上门的屋子里不是为所欲为的。住在一起，意味着要遵守同一屋檐下的习俗，不论这些习俗是明言的还是默认的。廉耻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整合了这些造就了一个屋檐下的共同生活的种种规则。

作家明确写道，艾米褪尽衣衫，好像只有上帝的目光在注视着她。的确，上帝的目光能穿透墙壁，这一点我们是有所了解的。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男人在耶和华面前奔逃，他建起铜铸的墙壁，修起厚得像山峦一般的花岗岩城垣，他挖了一个深深的坑，而一切均是徒劳，他躲不开这个目光。维克多•雨果写道：“这眼睛就在坟墓里，注视着该隐。”然而，艾米是无罪的。凝视着她的，不是诗中的道德良心，也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残酷的超我。这一上帝的目光来自房屋，是家神的目光。它是宝贵的传统、风俗、习惯与行为准则的化身，它不仅支持每个人都能在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每个人都确信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这里到处是你们的禁忌，这里不再是我的家了”，这正是巴雅泽的小伙伴所要表明的，他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嘲讽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则，显而易见但不是不可触犯。

这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就在自己的家里。不过，即便她的卧室里面放着一面镜子，我们也清楚，她会尽量不看镜中的自己。凝视她的裸体是一种罪孽。比起裸体，上帝更痛恨由它激发的欲望。在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描写的这一场景中，在这一幻想中，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目光。房屋的墙壁一语未发。人影绰绰，映照在墙壁上，墙壁无声无息地承载着种种禁忌。艾米•德•斯彭斯拉开窗帘，就好像是撑开了士兵们的眼睑，让他们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画面。计谋得逞。读者们会认为，如果这个贵族小姐宽衣解带是为了向一个男人献身的话，她应该小心翼翼地把窗帘拉上。其实，在 18、19世纪，在作者写作这本书（《德图什骑士》出版于 1863年）以及故事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18世纪 90年代末），赤身裸体始终是不合礼仪的、下流的、可耻的，甚至在合法的夫妻之间也是一样。脱衣服的目的就是为了赶紧穿上别的衣服。艾米既不是委拉斯凯兹画布里的维纳斯，也不是戈雅画中的玛哈，更不是马格利特的女巨人，她必定只可能是孤身一人。如果不是这样，她的暴露就是无法想象的。她的小城堡既不是奥林匹斯山也不是妓院，更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地标，对于这些地方来说，窗帘是开着还是关着无关紧要。造物主就在四壁之间主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