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儒家经典和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秩序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哲学类著作。作者认为，中国的治理之道呈现在儒家十三经当中，构建今日中国优良治理秩序，须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究中国治理之道，会通中西，温故知新。作者从《论语》、《孟子》、《礼记》、《尚书》、《周易》中择取十章进行疏解，并运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从天下之大义、人心之趋向、君子养成之道、启蒙之道、客观规则之道、仁本宪政之道、健全的财政之道、治国平天下之大道、革命之道、华夏-中国之秩序想象等十方面进行阐述，从儒家的政治理论和经验中探究合理的现代治理秩序。全书行文流畅，见解独到，系统展示了儒家关于社会治理秩序的架构和理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理解儒家乃至审视当代中国政制的新视角。

秋风，实名姚中秋，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基金理事长。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中国治理秩序史。译著十余种，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中国变革之道》、《儒家式现代秩序》。另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出版《政府的本分》、《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等时评集。

自 序

第一篇 天下：《尧典》义疏

第二篇 人心：《孟子》不忍章义疏

第三篇 君子：《论语》首章义疏

第四篇 启蒙：《周易》“蒙”卦义疏

第五篇 规则之治：《皋陶谟》义疏

第六篇 仁本宪政：《孟子》仁政章义疏

第七篇 国以义为利：《大学》平天下章义疏

第八篇 治国平天下：《论语》季氏篇义疏

第九篇 变革或革命：《周易》“革”卦义疏

第十篇 秩序想象：《礼运》大同章义疏

自 序

广川董子云：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五经十三经者，华夏-中国之道之文也。

余少习国史，后治西学，中年始读诸经。每叹其广大而精微、高明复中庸，而不

能自已。遂取《尚书》、《周易》、《礼记》、《论语》、《孟子》诸经之十章，诂

解其大义，探寻华夏-中国治理之道。

华夏-中国治理之道自始即为超大规模的“天下”治理之道，故以《尚书•尧典》

开篇，论天下之大义；

治理之主体为人，对象为人，故次之以《孟子》不忍章，论人心之趋向；

无君子即无治理，故次之以《论语》首章，论君子养成之道；

治理当以人之开明有智为前提，故次之以《周易》“蒙”卦，论发蒙之道；

治理仰赖于规则，故次之以《尚书•皋陶谟》，论客观规则之道；

徒善不足以为政，故次之以《孟子•离娄上》仁政章，论仁本宪政之道；

邦国、天下不可以无财，故次之以《大学》平天下章，论健全的财政之道；

治国平天下有道，故次之以《论语》季氏篇，论治国平天下之大道；

政、制必有弊，弊则不通，不可以不变，故次之以《周易》“革”卦，论变革或

革命之道；

秩序生成于人之秩序想象，故次之以《礼运》大同章，论华夏-中国之秩序想象。

以上十篇均依乎汉、宋儒之注、疏，参以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疏解经文大

义，以揭明社会治理之常道。不求有所发明，唯愿得圣贤用心之一二。当此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与时贤共作商量。

壬辰岁杪，蒲城姚中秋于北京三里河陋室

为政当因先王之道

——评秋风先生《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

王生云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先王之道,乃世代圣王安邦治国经验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智慧。秋风先生的《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篇通过深入儒家经典而揭示先王之道的力作。

儒家关注的重心是人道（人间社会），“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而儒家非常重视先王之道的绍述和阐扬，用以治国平天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举仁政以显孔子之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政治上，基本延续着以先王之道为其理论根据的治理模式。正如秋风先生文中所指出，先王之道对于每一朝代的全体国民和统治者来说，都有先在性（客观性）和约束力，同时它又经历史检验而具真理性。故其在历史上往往具有宪法的作用。自汉武帝纳董仲舒建言而“独尊儒术”，儒家先王之道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和有效制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直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

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近代中国备受欺凌，出现中华民族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之中，民族自信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各种救亡之声纷然而起。但主流之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努力向西方学习。这种强烈愿望演变成只有打到传统才能更好学习的思潮，“打到孔家店”的运动随之而起。继而遭受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洗礼，国人意识形态领域几乎全盘西化，历代平治天下的先王之道，几乎无人问津。幸有少部分志士仁人，怀着孤臣孽子之心，力阐先王之道以辅新命中国，以期能够实现国人政治秩序的合理安顿。这时康有为、张之洞、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然而，其时西方文化压倒一切，孔子政治儒学的向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儒学转为心性之学一支独秀，“道隐于小成”。海外新儒家把心性儒学判为正宗，如牟宗三将孔子、孟子、程颢、王阳明、刘宗周一系判为儒学正宗，而荀子、董仲舒一派政治儒学传统被视为是歧出，不被重视。虽然牟先生努力通过良知坎陷的方式转出科学和民主的主张，但能否开出的问题深受学术界质疑，至此体用兼备、内圣外王的孔子儒学，是否能够在新时期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疑团。更糟糕的是，大陆学者因迫于现实政治的压力，“躲进小楼成一统”。儒学研究于是成为知识之学和个人修身养性之学，而儒学最重要的政治关怀，几乎无人涉及。直到蒋庆先生深研公羊学而重提政治儒学，儒学研究的风气为之稍转。蒋先生在其《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中提出儒学当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系：心性由孔子到孟子而下，主张性善论，强调内圣；政治儒学由孔子到荀子到董仲舒而下，主张性恶论，强调制度。自此以后政治儒学备受关注。仁人志士阐扬政治儒学，关注国家政治的治理与秩序，秋风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如今中国已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学术界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提出中国模式。如潘维先生认为新中国6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源于中国模式，并提出三种文明说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进而指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度文明，真是对国人制度自信的有力张本。然而中国模式的研究尚未深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精神内核来揭示先王之道。

今日国运昌盛，儒学复兴。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理之道适逢其时。有识之士各尽所能，在各自领域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探索。马克思主义者、宪政主义者，均利用儒学资源进行创造性阐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家宪政等概念，增强了中国人的制度自信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制度化、法制化，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呼声不断涌起。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先王之道的探索，以求中国政治健康有序地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治理之道。秋风先生的文章指出，先王之道经历史的实践检验而具有真理性，又其先在每一朝的全体国人和统治者而具有客观性约束力。因此，先王之道在某种意义就是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真理和指导思想，也是政治合法性基础。每逢朝代更替，新的统治者“马上得来，但不能”马上之治之”，都需要总结先王之道来治国安邦，以期长治久安。如今就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对先王之道的探讨就尤为重要。所谓的先王之道，用秋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治理之常道”或者“治理秩序”。

国人亟需先王之道，但先王之在哪里呢？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文武之政”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国安邦的具体行事，其中蕴含先王之道（治国安邦的智慧和原则），而所谓的“方策”就是典籍即儒家经典。经典常在而其精神难免不被历史尘封而埋没，关键需要有其人弘扬之。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就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乐经》已逸失）十三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欲挖掘先王之道，就得深入这些经典，需要对经典的“内在解读”，提炼出适合于今日时代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智慧。经典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以西释中”。近代以来，包括海外新儒家大体走这条路径。比如牟宗三用康德哲学解释儒学经典，唐君毅用黑格尔哲学解释儒学等。大陆冯友兰用新实在论解读中国哲学，晚年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哲学。（2）“三教会通”，经史互参。利用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思想，来阐释六经和十三经，同时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诠释，如南怀瑾先生。（3）“以儒家解释儒家，以经典解释经典”。此派恪守儒家的本位立场，用儒家的思想解释儒家的经典，用经典的文本解释经典，杨汝清先生提倡并力行此道。（4）“两套解释方式并用”。用“儒学家解释儒家，经典解释经典”来守道，以汇通三教（儒释道）来重振中国文化，以融摄西学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熊十力、马一浮等做过相关努力。在学科越分越细，“隔行如隔山”的今天，堪担此大任之学者几希。秋风先生“少习国史，后治西学，中年治经”，拥有扎实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深厚的国学学养。所以，他既能够沿用传统的注经方式，博采历史上重要注家的观点断以己意释经文，又利用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疏解经意，揭示其中蕴含的治理之道，每有新意迭出，不乏精彩。

据笔者拙见所及，当今借用儒家典籍来研究政治儒学和中国模式的各种著作并不少，但如秋风先生《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这样深入经典内部，通过疏解经文而彰显其内在的政治治理之道的著作不多见。秋风先生以儒者的身份，深入儒学经典，疏解经文，以经学的方式，揭示先王平治天下的大道，并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阐释。这是国学研究，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人追寻先王之道，实现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当起而弘扬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转理性之作用表现而为理性之架构表现

------评秋风先生新作《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

樊华杰

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与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是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当中的两个概念，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生命之特色是“理性之运用表现”，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运用表现是生活，是智慧，亦是德性，才情性理一起都在内。理性的架构表现，概括言之，一是民主，一是科学。牟先生提出这两个概念，分析和解答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这方面的论述集中于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的理想主义》）这是牟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

在今天，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进一步追问，当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做些什么工作？读罢秋风先生的新作《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笔者认为，秋风先生有意无意承接了牟宗三先生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往更加具体和细致的方向推进。

要求现代化先得有现代化的头脑，牟宗三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应做的工作就是让每一个概念各归其自身，每一个概念都有恰当的意义，分际清楚而不混滥，事理明白而不搅合，这是“正名”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采取传统疏解的方式发挥了这种“正名”工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常常通过为经典作注疏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一书保留了这种传统。作者从《论语》、《孟子》、《礼记》、《尚书》、《周易》中择取十章进行疏解，对“人心”“天下”“义利”“君子”“革命”“宪政”“启蒙”乃至“民主”“科学”等逐一诂解，并把它们融会贯通在“华夏-中国治理之道”这个大体系当中。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推动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的架构表现齐头并进。

人们谈起中国文化，常喜欢列举各个时代的文化业绩，例如四大发明、瓷器、万里长城、故宫天坛诸如此类，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去一趟万里长城，去一趟博物馆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然而中国文化并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早在20世纪初，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作出至今值得人们深省的论述：“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如果中国文化在今日依然有生命力，那么，她应当能够培养出自立立人、自主自由的现代公民，应当能够安顿现代人的身心，应当能够为解决现代问题提供思路。如秋风先生所说：“中国文明未死，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之延续，设计今日中国之优良治理秩序，不能不进入中国历史，向先人请教，与先人对话。”秋风先生认为中国文明未死，这一个不死的永恒的生命在《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中的表现就是“华夏-中国治理之道”（“华夏-中国治理之道”将能成为科学与民主的制度保障）。

人们已经渐渐形成共识，现代化虽然开始于西方，但是它一旦出现后，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真理，它就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应当承认它，都有权利去实现它，科学如是，民主亦如是；人们已渐渐形成共识，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儒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儒家政治观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现代化符合儒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人们已渐渐形成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在于心性之学、天人合一思想，其短处在于科学学统与民主政治，文化从业者不能因为做不成文化的“富二代”而责怪祖宗没有为后人准备好一切，而应在这个改革开放，古今、中西激荡的大时代做好中西文化的正名和汇通工作，让每一种文化尽其所长，进而取长补短、扬长避短。

中国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从文化上来说，要实现现代化，需要转理性之作用表现而为理性之架构表现，在保留中国心性修养之学对中国人身心安顿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新的学统，对已为人类公认的价值如科学、民主予以合理的安排，合理的证成，让这些观念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在这种期待当中，看到秋风先生的《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的出现，看到知识分子的努力与担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秋风先生，少习国史，后治西学，中年开始

钻研儒家十三经。此书是秋风先生在古今中外学术之域遨

游后的思想结晶。《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通过为经典

注疏的方式，结合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疏解经文大

义，从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探究合理的现代制度架构。作者

站在儒家立场，顺着儒家学说的内在逻辑，在书中描绘了

一幅治理秩序的理想蓝图，可为现代社会管理和政治改革

提供借鉴。中国文明未死，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之延续，

设计今日中国之优良治理秩序，不能不进入中国历史，向

先人请教，与先人对话。雅思贝尔斯说过，“每当人类社

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回过头去，看

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中国值此改革开放，

古今、中西激荡的大时代，能否从两千年前的儒家经典中

寻求维新固本之道，试看先生此书。

天下最优秀的一群青壮年男子，为了共同的价值和理想，聚集于孔子门下。

每天聆听孔子教诲，诵读六经之文，友朋之间又相互切磋，从中，他们必可得到

高贵的快乐。他们本来是陌生人，没有任何自然的血亲关系，仅仅因为共同的求

道、向学之心而聚集于一处，并共同创造和分享着其他人际关系中所没有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同于其他世俗快乐，更为高尚，更为持久，更为纯粹。这是陌生人合

群之乐，这是最接近于道、最为崇高、最为优雅的快乐，也是最为强烈的公共取

向、社会取向之快乐。正是这样的乐，维持了儒生之群的凝聚力。比较而言，也

许只有那些心灵比较敏锐的学者，才可以体会到个体的会心之悦，并且仅仅因为

这一点，而“学而时习之”。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学习者，共同求道过程中的群

体之乐可能是他们愿意留在群体中、最终服膺儒家、进而献身于行道天下之伟大

事业的主要精神驱动因素。儒家存在之社会形态，可给其成员带来高尚的快乐，

这就是他们求道、行道之报偿。这样的报偿可以吸引优秀的青年人不断加入，儒

家作为观念和社会团体的规模可以不断扩大。有能力生产群体之快乐，这正是儒

家优越于其他诸子之处，也正是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治理并不以所有人之完整的启蒙为前提。如果是这

样，美好生活与优良治理也就成为不可能。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让共同体所有成

员经历同等程度的自觉的启蒙。即便人们都经过同样的启蒙，其开明的程度也必

须有所不同，永远不可能所有社会成员的开明处于同一程度。这样的现实使得人

们必须承认：开明者与昏蒙者、不同程度的开明者共同存在，乃是一个人无法摆

脱的社会事实。《周易》和儒家就是面对这一事实，而坚定地断言：即便人的开

明程度不等，有君子、小人之别，他们也完全可以共同地拥有美好的生活和健全

的治理。未经启蒙的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社会中相当部分，至少一半人

未经启蒙，社会同样可以形成优良治理秩序。归根到底，美好生活并不以开明的

理智和自觉的道德为前提：在对大多数人来说，习俗就够了；健全治理也不以大

多数人具有开明理智和自觉的道德为前提，对大多数人来说，法律就够了。因此，

如何进行普遍而彻底的启蒙，不是明智的治理之学所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反，这

样的治理之学所应讨论的唯一恰当的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经历启蒙，或者即便

经历启蒙，其开明程度也不同，当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和优良治理？

儒家对于社会治理，绝无浪漫主义的幻想。如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孟子更具体地指出，人性虽相同，但每个人“思”的能力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

分。两者根本区别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固然会自修

其德；庶民喻于利，则当首先富之，待其有恒心，而后才可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