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张欠条的诚信实验
2013-11-28 11:50:4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迪
摘要：刘美松通过这一场疯狂的实验，寻找中国社会中的诚信，也见证了社会的真实 频繁被拒绝，刘美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对沟通产生了畏惧，每当需要打欠条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心慌，手心冒汗。
原标题：222张欠条的诚信实验
一人一车，身无分文，100天游遍中国。刘美松通过这一场疯狂的实验，寻找中国社会中的诚信，也见证了社会的真实
本刊记者/杨迪
这是刘美松做过的最疯狂的事：一个人，不带一分钱，开车上路，用100天时间周游全国。要用钱怎么办？打欠条。
“相信我，过几天就还”；“这是我的身份证，真的，到家就把钱打到你的账上。”一路上，他向每一个陌生人承诺，期望用诚信打通前方的路。这是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一场近乎疯狂的行为艺术。
他最终成功了。
100天里，他北至漠河、南至三亚天涯海角，东抵山海关，西经嘉峪关，足迹遍布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总行程28510公里，共打下欠条222张，金额近48272万元。他说：“我愿意用我所谓的冒险之旅，来证明我们的社会诚信仍在。”
“你做的事我支持，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你”
“您好，打扰您，我是刘美松，深圳来的，正在做一项个人活动，叫一人一车，身无分文，100天游遍中国。我想通过不带一分钱走遍中国的形式呼唤关注诚信，尊重诚信。今天到了您这里，您看能不能给我加些油。当然这油不是白加，我会给你打一张欠条，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博客等等，三天后，我就把钱打到您的账上。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支持我？”
“恕我无能为力，我们这里不允许打欠条。”
“这个欠条不是要打给公司，您看您个人和员工愿意支持我的话????”
“还是恕我爱莫能助。”
“既然您不能支持我，也无所谓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你做的事情我表示支持，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你。”
刘美松今年45岁，脸微圆，三七分的头发浓密而梳理整齐，皮肤白净，笑起来很和善。在深圳，他是个诗人，也是一个印刷商人。
决定做这个诚信实验完全出于偶然。一次，他一身短衣短裤的休闲打扮从家里去印刷厂，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自己分文未带。经过收费站时，他讲明了情况，并承诺回程的时候把钱补上，没想到，对方很开通地放行了。
这次“突发事件”给了刘美松灵感，“我忽然想到，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互不信任。有了这次成功，是不是可以试试不带一分钱走完全国呢？”回忆起当时的想法，刘美松仍然一脸兴奋。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最初的想法也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如果真的一百天不带一分钱遍游中国，多牛！”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实验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而是如何能让陌生人相信——“全社会的观念都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我还要向陌生人借钱。”
为了表示诚意，他特意设计了自己的欠条：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他把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祖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印在右侧，“我把自己透明地呈现在对方面前，总可以为信任增加一点筹码。”
为了不让借钱给他的人等太久，刘美松的计划是，每天将借钱给他的人的信息发给在深圳的妻子，由妻子在三天后代他偿还。
几件衣服，一车方便面，几百张特制欠条，刘美松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就是不诚信的社会，你就得认这个事实”
佛开高速的共和收费站，是刘美松遇到的第一个收费站。见到距离两公里的标牌时，他就开始准备录音工具，自言自语地为自己打气，并反复练习开场白。
要求打欠条过收费站，既是刘美松的第一次，也是收费站遇到的第一次。“他们对我的做法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但他们也很为难。”刘美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岗工作人员找来值班班长，班长又给上级领导打电话，最后都是“不能支持”。
沟通过程中，一直有个穿治安工作服的小伙子站在旁边围观。大概是因为听刘美松说自己是陕西生人，或者仅仅是看刘美松比较面善，这个小伙子最终出来了打了圆场：“我替你交过路费吧。”他帮刘美松找来了115元钱，并签下了编号001的欠条。刘美松看了下时间：沟通过程耗时46分钟。
这项实验不同于其他，过往的成功往往毫无意义，每次“打欠条”都是个全新的开始。
从内蒙古去往山西的路上，一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就和刘美松“较上了劲”，不单扣了他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还狠狠地“教育”了他：你这活动有意义吗？不过就是给马路增添废气。社会问题多了去了，你能解决得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不信任的环境中，这是事实，你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没有钱，什么都别谈，不可能放过你????
刘美松脸上挂不住，转头出门。但天色将晚，行程总还要走下去，无奈，他又去找收费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不愿承担后果，拒绝、“教育”之后，再把他推给另外一个人。大概是实在拿刘美松没有办法，终于，第四个工作人员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欠条，又要他求留下了QQ号、博客地址，终于放行。
即便如此过程，也算是顺利的。有的地方，几乎连话都不听他说，就直接把他赶了出来；有的人反复听了他的计划，还是半是狐疑半是嘲笑地告诉他，“我不信”；还有的人直接冲他摆手，说多一事不如少事。一位加油站站长直接告诉他：“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是我上的当太多了。”
这也是刘美松沿途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因为太多人根本不拿诚信当作一回事，透支了太多好心人的信任，所以导致这种不论真假，一律以假的心态来对待的现状。”
这是一场有关人心的赌博
刘美松将这次旅程看成是一场关于人心的赌博。他因此还设定了一个三不原则：不乞讨、不打工、不多要一分钱。“不乞讨、不打工，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尊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第三条，则是为了保持这个实验的可持续性，因为我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去挑战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因此，有时借钱的人会好意地多给他一点，他也拒绝了。为了保持活动的纯粹性，他拒绝了企业的冠名赞助，以及大部分媒体的采访。100天内，他一共经过163个收费站，挑战了156个加油站，53个酒店，成功率：大约在30%。
挑战的过程，有时会因为拒绝得过于直接变得非常有趣。
在齐齐哈尔时，为了寻找一家愿意给他打欠条住宿的酒店，刘美松从下午六点一直跑到晚上九点多，找不到一家允许他欠款住宿的酒店。
对话也几乎一样：不行，这个得找经理。
那么请问经理在吗？他问。
酒店员工回答：不在。
那么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吗？刘美松坚持。
酒店方：不知道。
刘美松一边回忆，一边大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能从他们眼神能看出来，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谎话，实在太有趣了。”
只有一家酒店前台拒绝他时，诚恳地告诉他：对不起，这几天正是拼业绩的时候，实在不能提供支持。“当业绩和人性PK时，占上风的必然是业绩。”刘美松说。
创造沟通纪录的是山海关，从晚上8点到11点半，三个半小时里，无论是国营酒店，还是私人小店，总共11家店全都拒绝了他。刘美松最终把车子停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停车场里，第一次打开了他的睡袋，准备就在车里过夜了。看着四星级酒店的华丽背景，他说自己有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不过他向来乐观，转而安慰自己，“我算不得冻死骨，我有的是贱骨头和硬骨头。”
可刚睡下不久，就有保安来敲车窗，告诉他：领导同意了，邀请他回酒店住。终于成功了，但刘美松说，他没感到一丝惊喜，“大概是这种反复考量后的信任，让人觉得已经不单纯了吧。”
刘美松说，针对他的“人心赌博”，大多数人其实也是以“赌博”的心态来回应他。比如，在重庆一家加油站，他本来需要补充价值280元的汽油，游说半日，加油站最后同意给他加100元钱的油。“他们是在信与不信之间找一个平衡。相信我，存在风险；不相信，可能又觉得我有一定的可信度。于是，权衡之下，选择支持一部分。”
陕西一位加油站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种想法，“既然他要挑战，我也想赌一把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能做到诚信。”他说，他给刘美松打了110元欠条后，特意把自己银行卡的余额清空，专等汇款信息。
果然，三天后，他收到了汇款通知短信。“收到还款，感觉很欣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赌博嘛，其实已经做好输的准备。但他做到了诚信，让我觉得没白信他一次。”
“以金钱开始，但结果与金钱无关”
刘美松做过统计，总共577个小时的行驶时间，有153.7个小时用来沟通，平均每天用于沟通取得信任的时间成本是：一个半小时。
频繁被拒绝，刘美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对沟通产生了畏惧，每当需要打欠条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心慌，手心冒汗。
也有挑战他本来认知的事情发生。谁也不会想到，在全部挑战过程中，最顺利的地方，竟然是西北小城敦煌，从酒店入住到加油，从洗车到车辆检测，以及路桥费，甚至景区门票，都是一次搞定。刘美松称之为“无障碍敦煌”；一向被认为比较小气的上海、浙江地区，沟通也很容易；而以豪爽仗义为标签的东北、西北等地，却不那么容易；最难沟通的城市则是南京和山海关。
不过，刘美松也表示，这样的划分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难沟通可能还有我自己的原因，可能是那天我自己心情不好，就会不顺。”
怀疑、焦虑之余，也有被陌生人接受的感动，被信任的惊喜，以及许多不曾料到的故事。
翻越唐古拉山时，一个私营加油站的姑娘仔细听了他的计划后，面带犹豫地为刘美松加了87元的汽油。刘美松最初以为这个姑娘是不太相信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才发现，她的犹豫只是因为她身上没带钱。签下欠条后，一个小伙子给她送来了钱，刘美松看到，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还夹杂着很多一块的零票。
在东北拉哈收费站，刘美松认识了站长霍良波。这个小眼睛、方头方脸的东北汉子，听了刘美松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放他通行了。回程时，刘美松第二次经过这里，霍良波邀他一起坐坐，闲聊中得知，霍良波和大庆高速口一位帮他交过路费的警察，竟然是亲弟兄。哥俩分别从刘美松的博客中看到对方的照片，才发现，他们竟然帮了同一个人。
在川藏公路上，刘美松遇到一对车子抛锚的准新人，他热情地搭载了二人。这对新人后来在重庆举办婚礼时，特地邀请刘美松去做了证婚人。
一个人的旅程是寂寞的。刘美松不听音乐，不听广播，常常手握方向盘，专心听轮胎与柏油路的摩擦。他说，这种寂寞也有力量，使他从最初的有所期待、畏惧，渐渐变得安静、平和，任何一种遭遇，他都能坦然接受。“这一段经历中的为难者、帮助者，都印证了社会的真实。”
如今，这一切已过去了三年。最近，他将这次旅行实验的历程出版成书，名字就叫《欠条》。“也许我所做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刘美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欠条欠的是金钱，但其实更多是人情、信任和友谊。有些事情，以金钱开始，但结果却与金钱无关。”
不过，刘美松说，他没有勇气再尝试一次了。
222张欠条的诚信实验
2013-11-28 11:50:4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迪
摘要：刘美松通过这一场疯狂的实验，寻找中国社会中的诚信，也见证了社会的真实 频繁被拒绝，刘美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对沟通产生了畏惧，每当需要打欠条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心慌，手心冒汗。
原标题：222张欠条的诚信实验
一人一车，身无分文，100天游遍中国。刘美松通过这一场疯狂的实验，寻找中国社会中的诚信，也见证了社会的真实
本刊记者/杨迪
这是刘美松做过的最疯狂的事：一个人，不带一分钱，开车上路，用100天时间周游全国。要用钱怎么办？打欠条。
“相信我，过几天就还”；“这是我的身份证，真的，到家就把钱打到你的账上。”一路上，他向每一个陌生人承诺，期望用诚信打通前方的路。这是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一场近乎疯狂的行为艺术。
他最终成功了。
100天里，他北至漠河、南至三亚天涯海角，东抵山海关，西经嘉峪关，足迹遍布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总行程28510公里，共打下欠条222张，金额近48272万元。他说：“我愿意用我所谓的冒险之旅，来证明我们的社会诚信仍在。”
“你做的事我支持，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你”
“您好，打扰您，我是刘美松，深圳来的，正在做一项个人活动，叫一人一车，身无分文，100天游遍中国。我想通过不带一分钱走遍中国的形式呼唤关注诚信，尊重诚信。今天到了您这里，您看能不能给我加些油。当然这油不是白加，我会给你打一张欠条，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博客等等，三天后，我就把钱打到您的账上。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支持我？”
“恕我无能为力，我们这里不允许打欠条。”
“这个欠条不是要打给公司，您看您个人和员工愿意支持我的话????”
“还是恕我爱莫能助。”
“既然您不能支持我，也无所谓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你做的事情我表示支持，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你。”
刘美松今年45岁，脸微圆，三七分的头发浓密而梳理整齐，皮肤白净，笑起来很和善。在深圳，他是个诗人，也是一个印刷商人。
决定做这个诚信实验完全出于偶然。一次，他一身短衣短裤的休闲打扮从家里去印刷厂，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自己分文未带。经过收费站时，他讲明了情况，并承诺回程的时候把钱补上，没想到，对方很开通地放行了。
这次“突发事件”给了刘美松灵感，“我忽然想到，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互不信任。有了这次成功，是不是可以试试不带一分钱走完全国呢？”回忆起当时的想法，刘美松仍然一脸兴奋。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最初的想法也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如果真的一百天不带一分钱遍游中国，多牛！”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实验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而是如何能让陌生人相信——“全社会的观念都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我还要向陌生人借钱。”
为了表示诚意，他特意设计了自己的欠条：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他把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祖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印在右侧，“我把自己透明地呈现在对方面前，总可以为信任增加一点筹码。”
为了不让借钱给他的人等太久，刘美松的计划是，每天将借钱给他的人的信息发给在深圳的妻子，由妻子在三天后代他偿还。
几件衣服，一车方便面，几百张特制欠条，刘美松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就是不诚信的社会，你就得认这个事实”
佛开高速的共和收费站，是刘美松遇到的第一个收费站。见到距离两公里的标牌时，他就开始准备录音工具，自言自语地为自己打气，并反复练习开场白。
要求打欠条过收费站，既是刘美松的第一次，也是收费站遇到的第一次。“他们对我的做法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但他们也很为难。”刘美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岗工作人员找来值班班长，班长又给上级领导打电话，最后都是“不能支持”。
沟通过程中，一直有个穿治安工作服的小伙子站在旁边围观。大概是因为听刘美松说自己是陕西生人，或者仅仅是看刘美松比较面善，这个小伙子最终出来了打了圆场：“我替你交过路费吧。”他帮刘美松找来了115元钱，并签下了编号001的欠条。刘美松看了下时间：沟通过程耗时46分钟。
这项实验不同于其他，过往的成功往往毫无意义，每次“打欠条”都是个全新的开始。
从内蒙古去往山西的路上，一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就和刘美松“较上了劲”，不单扣了他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还狠狠地“教育”了他：你这活动有意义吗？不过就是给马路增添废气。社会问题多了去了，你能解决得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不信任的环境中，这是事实，你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没有钱，什么都别谈，不可能放过你????
刘美松脸上挂不住，转头出门。但天色将晚，行程总还要走下去，无奈，他又去找收费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不愿承担后果，拒绝、“教育”之后，再把他推给另外一个人。大概是实在拿刘美松没有办法，终于，第四个工作人员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欠条，又要他求留下了QQ号、博客地址，终于放行。
即便如此过程，也算是顺利的。有的地方，几乎连话都不听他说，就直接把他赶了出来；有的人反复听了他的计划，还是半是狐疑半是嘲笑地告诉他，“我不信”；还有的人直接冲他摆手，说多一事不如少事。一位加油站站长直接告诉他：“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是我上的当太多了。”
这也是刘美松沿途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因为太多人根本不拿诚信当作一回事，透支了太多好心人的信任，所以导致这种不论真假，一律以假的心态来对待的现状。”
这是一场有关人心的赌博
刘美松将这次旅程看成是一场关于人心的赌博。他因此还设定了一个三不原则：不乞讨、不打工、不多要一分钱。“不乞讨、不打工，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尊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第三条，则是为了保持这个实验的可持续性，因为我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去挑战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因此，有时借钱的人会好意地多给他一点，他也拒绝了。为了保持活动的纯粹性，他拒绝了企业的冠名赞助，以及大部分媒体的采访。100天内，他一共经过163个收费站，挑战了156个加油站，53个酒店，成功率：大约在30%。
挑战的过程，有时会因为拒绝得过于直接变得非常有趣。
在齐齐哈尔时，为了寻找一家愿意给他打欠条住宿的酒店，刘美松从下午六点一直跑到晚上九点多，找不到一家允许他欠款住宿的酒店。
对话也几乎一样：不行，这个得找经理。
那么请问经理在吗？他问。
酒店员工回答：不在。
那么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吗？刘美松坚持。
酒店方：不知道。
刘美松一边回忆，一边大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能从他们眼神能看出来，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谎话，实在太有趣了。”
只有一家酒店前台拒绝他时，诚恳地告诉他：对不起，这几天正是拼业绩的时候，实在不能提供支持。“当业绩和人性PK时，占上风的必然是业绩。”刘美松说。
创造沟通纪录的是山海关，从晚上8点到11点半，三个半小时里，无论是国营酒店，还是私人小店，总共11家店全都拒绝了他。刘美松最终把车子停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停车场里，第一次打开了他的睡袋，准备就在车里过夜了。看着四星级酒店的华丽背景，他说自己有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不过他向来乐观，转而安慰自己，“我算不得冻死骨，我有的是贱骨头和硬骨头。”
可刚睡下不久，就有保安来敲车窗，告诉他：领导同意了，邀请他回酒店住。终于成功了，但刘美松说，他没感到一丝惊喜，“大概是这种反复考量后的信任，让人觉得已经不单纯了吧。”
刘美松说，针对他的“人心赌博”，大多数人其实也是以“赌博”的心态来回应他。比如，在重庆一家加油站，他本来需要补充价值280元的汽油，游说半日，加油站最后同意给他加100元钱的油。“他们是在信与不信之间找一个平衡。相信我，存在风险；不相信，可能又觉得我有一定的可信度。于是，权衡之下，选择支持一部分。”
陕西一位加油站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种想法，“既然他要挑战，我也想赌一把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能做到诚信。”他说，他给刘美松打了110元欠条后，特意把自己银行卡的余额清空，专等汇款信息。
果然，三天后，他收到了汇款通知短信。“收到还款，感觉很欣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赌博嘛，其实已经做好输的准备。但他做到了诚信，让我觉得没白信他一次。”
“以金钱开始，但结果与金钱无关”
刘美松做过统计，总共577个小时的行驶时间，有153.7个小时用来沟通，平均每天用于沟通取得信任的时间成本是：一个半小时。
频繁被拒绝，刘美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对沟通产生了畏惧，每当需要打欠条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心慌，手心冒汗。
也有挑战他本来认知的事情发生。谁也不会想到，在全部挑战过程中，最顺利的地方，竟然是西北小城敦煌，从酒店入住到加油，从洗车到车辆检测，以及路桥费，甚至景区门票，都是一次搞定。刘美松称之为“无障碍敦煌”；一向被认为比较小气的上海、浙江地区，沟通也很容易；而以豪爽仗义为标签的东北、西北等地，却不那么容易；最难沟通的城市则是南京和山海关。
不过，刘美松也表示，这样的划分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难沟通可能还有我自己的原因，可能是那天我自己心情不好，就会不顺。”
怀疑、焦虑之余，也有被陌生人接受的感动，被信任的惊喜，以及许多不曾料到的故事。
翻越唐古拉山时，一个私营加油站的姑娘仔细听了他的计划后，面带犹豫地为刘美松加了87元的汽油。刘美松最初以为这个姑娘是不太相信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才发现，她的犹豫只是因为她身上没带钱。签下欠条后，一个小伙子给她送来了钱，刘美松看到，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还夹杂着很多一块的零票。
在东北拉哈收费站，刘美松认识了站长霍良波。这个小眼睛、方头方脸的东北汉子，听了刘美松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放他通行了。回程时，刘美松第二次经过这里，霍良波邀他一起坐坐，闲聊中得知，霍良波和大庆高速口一位帮他交过路费的警察，竟然是亲弟兄。哥俩分别从刘美松的博客中看到对方的照片，才发现，他们竟然帮了同一个人。
在川藏公路上，刘美松遇到一对车子抛锚的准新人，他热情地搭载了二人。这对新人后来在重庆举办婚礼时，特地邀请刘美松去做了证婚人。
一个人的旅程是寂寞的。刘美松不听音乐，不听广播，常常手握方向盘，专心听轮胎与柏油路的摩擦。他说，这种寂寞也有力量，使他从最初的有所期待、畏惧，渐渐变得安静、平和，任何一种遭遇，他都能坦然接受。“这一段经历中的为难者、帮助者，都印证了社会的真实。”
如今，这一切已过去了三年。最近，他将这次旅行实验的历程出版成书，名字就叫《欠条》。“也许我所做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刘美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欠条欠的是金钱，但其实更多是人情、信任和友谊。有些事情，以金钱开始，但结果却与金钱无关。”
不过，刘美松说，他没有勇气再尝试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