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北京》的作者与背景
1975年，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个交流项目，十名中国学生赴英学习，而我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赴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从1966年开始，中国就被受到“炮打司令部”鼓舞的红卫兵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教授、外科医生、艺术家、画家、小说家、电影导演等纷纷受到批判，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东西的人，他们的思想被说成是与封建的或腐朽的西方思想一脉相承。
到了1975年，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暴力冲突。我们发现由工人、农民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在管理北京大学。这个革命委员会认为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以免变成脱离群众的专家。当时学校的生活很清苦。寒冬腊月的时候，洗过之后晾在绳子上的衣物会冻得硬邦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二十个朝鲜的女学生合用。
我们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者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我们艰苦奋斗，挑灯夜战，挖出了一些很浅的，据说是可以防止核攻击的防空洞。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修课。此外体育课也是必修的，包括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扔手榴弹。我学的是中国历史，可是邓小平第二次受到批判之后，历史书随即作了改写，他的名字被抹去了。从树上的喇叭里不时传来政治宣传，不停地播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教。这种宣传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革命家逝世的消息时才会暂时中断。
我刚回国不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就去世了。过了几个星期，“文化大革命”不仅宣告结束，而且被定性为‘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复出后的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我曾在农村和工厂参加过的那些活动都成了被否定的错误行为。
吴芳思（Frances Wood）1972年至1988年间先后在剑桥、伦敦和北京学习中文，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她曾长期担任英国图书馆中文组组长，是英国著名的汉学专家。她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该书后来被改编成英国广播公司四频道的文献片。她的近期新作《狗与华人不得入内：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1843—1943》受到许多报刊杂志的赞扬，被称为“一流……杰作、非常有趣”（《泰晤士报》），“绝妙佳作”（《晚旗帜报》），“一流文章”（《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笔生动、可读性强，非常幽默”（《每日邮报》）。她近年已经退休，现在生活在伦敦。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
1968年至1971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它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文革”中的暴力事件遍布全国，但仅有的一些证据只是《人民日报》上的野蛮激烈言词，以及中国外交官在伦敦波特兰地街的中国大使馆前手持资本主义球棒威胁警察的情景。在当时，学习中文就好比是学习一门“死”语言，因为似乎没有到中国使用的可能。大概我们能去的最近的地方就是台湾岛了，于是，所有的语言学习就转向台湾人使用的中文——而其中有许多礼貌用语已被大陆的同志们暂时“遗忘”了。
尽管现在都说“文革”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如今中国人称之为“十年浩劫”），但追根溯源，还要归结到党内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在逐步掌握党内领导权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分裂主义分子”长期、痛苦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官方称之为“十大斗争”，解释为“路线斗争”，或者是正确与错误的政治路线分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整风运动。由于期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其中一些做法甚是巧妙。比如：1956年，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周恩来鼓励知识分子提出更好地治理国家的有益建议。不少人便纷纷向自己的上级或国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批判对象，他们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多年的群众“再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对苏联的建设成就是赞不绝口的。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反对教条地效仿苏联经验。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过于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他提出农业要进一步社会化，乡村工业化，建立大型农业组织——人民公社。
农村工业化包括建立“土高炉”，让农民去炼铁。这一工农结合的尝试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展，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在严重烧伤和肢体再造方面也开创了成功治疗的先例。当时，毛泽东曾不无讥讽地说：“斯大林只有一条腿（重工业），而我们却有两条腿（社会化的农业和小型工业）。”
对于农业的集体化，尽管先前已存在以村户为基础的尝试，但人民公社的成立却使国家更好地控制了农业生产。除此之外，农业劳动力还可在农闲之时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改善，如修路、挖渠、筑堤坝。可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政治推力却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各种口号来增加农业产量。这些口号字面上言简意赅，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农作物的过分“密植”，结果造成大量禾苗死亡（这是任何园丁都知道的）。“深耕”曾是约瑟夫•斯大林一则得意的农业口号（而他自己并不是农民）。“深耕”意味着农民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辛劳，非常可笑地去挖深沟——这样做是否有利于生产不得而知，但农民们却因此而筋疲力尽。防治虫害是在“除四害”的口号下进行的。所谓“四害”即麻雀、老鼠、蚊子和苍蝇。1958年至1960年间，数以百万计的麻雀因城乡人日夜敲锣打鼓，或者敲击锅盖而无处栖息，活活累死。到了1960年，人们意识到大量麻雀的死亡使得消灭苍蝇和其他虫害成为一项不可企及的任务，因此麻雀从四害名单中被取消了。
农业的政治性变革以及这一时期“大跃进”口号的提出，使各地领导间虚报收成蔚然成风。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前景，很多地方人为地抬高粮食产量，一大堆密植小麦和水稻的照片被伪造出来，而事实上，农民却在忍饥挨饿。1958年至1961年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至少有三百万人死亡。
1958年底，毛泽东主动辞去共产党主席的职务。在离开权力核心的几年中，他逐新认识到新领导层正在变成资产阶级，变得腐败，意识到人民已经脱离了革命斗争。他决心通过“文化”改革，用铲除“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变革社会的方式来继续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一词的定义不单单是艺术，更包括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所有的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狭义的“文化”，都要加以关注。
1965年底，一场批判戏剧《海瑞罢官》的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该戏由中国杰出历史学家、曾短期担任北京市市长的无党派人士吴晗于四年前写成。戏的主人翁是明朝（1368—1644）一位清官，他为民请命，却触怒了圣上，被罢了官。吴晗暗示地方官员在灾荒之年要尽力提醒共产党警惕虚报数字，指出不准确的产量报告对中央政府无益。党的宣传部门对吴晗发动的批判，标志着对中国整个文化领域发起猛攻的开始。
毛泽东利用“炮打司令部”之类的口号，恢复了自己权力中心的位置。他鼓励年轻人起来闹革命。青年学生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歇斯底里地挥动着塑料皮的“小红册子”——《毛泽东主席语录》，方便“文革”活跃分子毫不费力地选择合适的口号。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夺了权，并着手纠正他们认为现行领导所犯的错误。
无论是在小学、医院，还是工厂，每个人都被鼓励参与这场运动。所有的当权派都受到了批判，在令人身心疲惫的批斗会上，他们被戴上高帽子，冠以各种罪名，还经常挨同事的打。即便是熬过了批斗会（许多人因此致死，或被迫自杀），他们还要被罚去做苦力来改造思想。一些劳动改造的方式十分低俗，例如：脑外科医生被罚去打扫厕所，文学教授被弄去喂猪，还有去运粪的。从政府机关到大学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从博物馆馆长到教授，所有的干部都被“派到农村”，向农民学习劳动的光荣，他们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随着父母下乡，许多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大量小孩子被留在家中独自生活。当红卫兵派别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发生冲突时，平时的生活就变得危险。如果遇到不同红卫兵派别设置的路障，就连最起码的商店购物都变得令人提心吊胆。1968年，为把城里那些年轻的造反派赶走，毛泽东下令所有的年轻人都要下乡，去向农民学习。最后他甚至把在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北大学生中的活动活跃分子也赶下了乡，政治控制慢慢转到“工农兵”手里。军队被派到城市以恢复控制，到1972年，新的秩序逐渐形成。由工、农、兵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了所有的机构。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年轻时曾是上海滩一位毫无名气的电影演员，利用“文革”的机会在狭义的文化领域里铲除宿敌。有十个“被认可”的京戏与她有密切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形式。《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等主宰了中国的舞台达十年之久。西方音乐遭到了谴责，因为那无疑是洋玩意儿，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德彪西是腐朽的，肖邦精神上有毛病。贝多芬有好的一面，因为他创作了《菲岱里奥》，但他也有错误，因为他写过宗教乐曲《庄严弥撒曲》，还写过歌颂暴君的交响乐。
除了打派仗和江青整自己的宿敌之外，还有一个大规模的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运动，其目的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各种资产阶级的享乐都遭到禁止。影院和剧场都被毛夫人所肯定的正确东西占领。花鸟画，特别是裸体画，受到了批判并被毁掉，代之而起的是充满政治色彩的绘画作品，上面画的是飘扬的红旗、整整齐齐的农田上的拖拉机，或者是毛主席的英雄壮举，诸如《毛主席在我们军舰上》这样充满感情色彩的画。舞厅也成了非法的。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曾反复说过“我们要体面一点”，但这一时期个人化妆方面的东西也被消灭了。妇女不能烫发，也不能穿吸引人的衣裳。谁要是这样做，那些留短发、穿肥腿裤的红卫兵就会把她们从街上拖去，剪短她们的头发或者当众撕坏她们的紧身裤。
周恩来为了保护博物馆里那些古老、应受批判的东西而下令将所有的博物馆关闭。大部分寺庙也为防止红卫兵破“四旧”而关闭。由于这一防范措施，许多历史遗迹没有受到多少破坏。红卫兵偶尔也会偷懒。例如，上海东南隅的佛教圣地普陀山遭受了他们的破坏，然而位于安徽省境内的九华山则免遭劫难。九华山的寺院和宝塔曾在1851—1857年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因地处偏远，使得它在“文革”中得以幸免。那里的僧人撤到山顶等待消息，他们焦虑地听着广播。直到七年之后仍未看见红卫兵，他们才重返寺庙。
被斗争对象的家庭财产大概是遭破坏最严重的。红卫兵上门之后，抄家，毁掉文献、信件、照片以及老式家具。许多家庭担心古书、外文书、日记和信件中可能有反革命内容，便自行将其烧毁了。任何与乌烟瘴气的外面世界或者与解放前旧中国有关联的东西都是危险的。珍贵的教科书和学术笔记可能会被当成追求名利的象征，谁拥有它们就意味着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为鼓励农民的智慧，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都遭到诋毁。各种形式的私有财产都被没收，农民被迫只能为公社干活。在最“先进”的农村生产队里，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在公共食堂就餐，小孩子由集体托管。还推举了各种“典型”供大家学习。地处山西省西北部贫困地区的大寨生产队，被誉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典型。那里的人虽然很穷，但他们却乐于过公社生活。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心里只有人民公社，为了集体的利益，他们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家庭，甚至是生命。
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对那些具备某种专门技术且最具爱国热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许多人惨遭不幸。著名钢琴家被红卫兵打断手指，著名小说家受到批判，甚至自杀。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关进条件最原始的监狱，或被赶到寒冷的北方农场去劳动改造。这些人的死亡和监禁对他们家人的影响更大。丧失亲人的名人子女不但不能上大学，还被排除在任何正常活动之外，以致有些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压力。
1971年之后，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生活回到“以政治为纲”的正常轨道。大学勉强重新开课，但是只招收“工农兵学生”，而且这些学生要在农村或者工厂至少工作两年。当时没有入学考试，事实上没有任何考试——毛泽东批评说，考试是对学生的“突然袭击”，还建议学生作弊。学生的政治态度是最紧要的。
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许多干部还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已开始对外部世界有所开放。旅游业开始恢复，不过规模很小，政治色彩很浓，起初仅仅接受来自世界各地毛派友好协会的成员。不是让他们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让他们去参观拖拉机制造厂、水利项目，让他们听取“文化大革命”及其成就的冗长介绍。1971年夏我刚刚毕业，就有幸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同行成员大多数是非常“左”的学生，另外还有一名工人。我能进入代表团是因为我的语言知识。这次访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参观了城市、工厂、医院、学校和农村公社，很多时候都是坐在闷热的房间里，被介绍给五花八门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听他们没完没了地介绍“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进步与成就。
在到过的每个城市，我都会问及当地博物馆的情况。所有的博物馆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从文化角度讲，我对此次访问有些失望，但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因为我第一次真正有了同中国人对话的机会，尽管我在语言上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当被一些趿拉着布鞋，悄悄跟在我后面的农民问及“吃饭了没有”（这相当于英文中的“你好”，只要回答“吃了”或者“还没有”就行了），我就把午饭吃的菜一样样地报给他们听。即便如此，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青翠的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就像是痛苦有时也会被淡忘一样，1971年乏味的访问、革命委员会成员没完没了的会议等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渐渐淡忘了。1975年，我申请作为第三批交换生去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虽然我能看懂中文，并且有一份在大学图书馆里与中文书籍打交道的不错工作，但我还是想说好这门语言。下面要谈到的，就是我在中国一年的学习经历。但直到回国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磨难。为此，对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因我当时只是想找乐趣，或是由于我为了找乐趣而受牵连，并深受苦难的人，我深表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