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成书于东汉时期，是我国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奠基之作，它保存整理了大量的周秦古籀篆文，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文字学理论，并将它贯彻到字书的编纂之中，从而奠定了后世字书编纂的范式。
在许慎构建的文字学体系中，“六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六书”一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为当时教养国子的“六艺”之一，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六书”之名，而无具体所指。至汉，班固、郑众都给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目，然而没有下定义。到了许慎，不但给“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下了精要的定义，而且将它贯穿到整个《说文》的编纂实践中，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对于解释隶属于意音文字体系的篆籀古文构形问题的适用性。
“六书”之中，会意字最具意合特征，这一点与汉语十分相似。作为以表意字素组合显示词义为特征的一类汉字，会意字成了解剖汉族先民对于词义理解的“活化石”。其构形字素在取象造字和表词认知的过程中，解构和建构着词义，而背后那只“无形的手”就是人类的认知思维。
前人对于《说文》会意字的研究，一般是包含在“六书”的研究之中的。许慎以下，传者几希。至宋，方有“二徐”、郑樵、戴侗辈出，徐铉、徐锴（南唐）兄弟以校订整理《说文》为主，郑樵作《六书略》，戴侗作《六书故》，对许慎观点各有发挥。此外，宋代王安石作《字说》一书，一切说以会意之法，颇遭后人讥弹。自宋至明，有张有、杨桓、赵古则、王应电辈，倡会意之“会”为“会悟”之说，此别为一途，然影响较小。清代《说文》之学大盛，戴震、段玉裁、王筠等对会意字续有阐发，戴震创“四体二用”之说，隐含着“六书”研究变革的种子；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还专辟“会意”一章，将会意字分为正例三、变例十二，颇有新意。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加上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会意”研究的面貌也为之一变，不再是陈陈相因地围着许慎的“六书”打转，而是纷纷创立新说。先是沈兼士将“六书”分为“指事、象形、会意”意符的原则和“形声、转注、假借”音符的原则两类，创“六书二系”之说，同时沈氏还指出会意字具有“个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点，开始以人本和认知的眼光审视会意现象；其后唐兰创“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纳“会意”于“象意”范畴之中；此后，陈梦家、裘锡圭等复创“表意、假借、形声”新“三书说”（“表意”陈梦家原谓“象形”，裘锡圭改称“表意”），会意字成为表意字的一种。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六书”的分类，虽然间或涉及会意字的特点，但总体来说，除裘锡圭外，对会意字本身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
这一阶段，对会意字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有杨树达、裘锡圭和石定果等。由于杨氏精研语法，故其研究也带上了明显的语法研究的色彩。在《中国文字学概要》和《文字形义学》两部书中，他以结构主义方法较为精细地描写会意字构形字素的性质，对一小部分会意字还指明了构形字素组合的语义关系，这是他较前人进了一步。但对大部分会意字，他仅止于描写，对字素之间的语义组合关系，特别是字素个体与会意字整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关注不够，这是他的研究不太彻底的地方。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不但继承并发展了陈梦家的“三书说”，而且在论及会意字时，进一步将会意字细分为“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重复同一偏旁的会意字”、“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其他”等六大类。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会意字数量既多，情况也很复杂，……这六类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分类标准，这样的分类只是一个权宜的办法。”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23页。石定果《说文会意字研究》是目前唯一一部以《说文》会意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侧重于对《说文》会意字的构形描写，但对会意字的表意模式，特别是表意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未做进一步探讨，这些都为后来者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正是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他们对会意系统内部构形字素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构形字素与会意字所表之词的语义关系关注不够的研究现状而提出的。我们的研究着重在“意”，在会意字对意义的解构与建构，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认知思维规律。我们希望以此为《说文》会意字研究开一新境。
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探讨会意字的定义和划定标准，研究《说文》会意字的性质、来源以及会意字与“六书”中其他各书的划界原则。
2．论证会意表词与词义义界两种意义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以实例进行验证。
3．通过对《说文》会意字取象—表词模式的描写，探讨华夏先民对各类词义解构和建构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汉民族认知思维的特点。
4．探讨《说文》会意字研究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