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学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的话，空间，就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显然，因为世界的所有表象乃至其本体都处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下，所以，历史与地理就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核心，时间与空间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方法也就是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学问都是“历史地理学”，或至少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因为几乎所有学问研究的对象都在时间与空间里，而其研究方法也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方法。
时间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咿呀学语的孩童，一天天长大，然后结婚生子，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是时间的赐予；人类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无可奈何的原始人群，成长为可以较大程度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的高智能群体，这一过程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忘却悲伤和屈辱，抚平身体与心灵的创伤；时间让无恶不作、不可一世的权贵与富豪终究成为一堆白骨或骨灰，让铁骨铮铮、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在记忆与传说中永生，让荣华富贵和穷困潦倒都随风飘去。凡此，都是时间的伟力。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有可记忆的时间，我们才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并给自己的“今天”下定义；正是因为有可记录的时间，人类才会有可供建立有序与结构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时间，人类的知识才得以累积，并逐步形成越来越庞大但仍然有序的知识体系。毫无疑问，时间塑造了人类和我们每一个人，给人类和我们自己以一个“身份”和界定，使我们拥有可藉以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并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先验架构”。
那么，空间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说，空间是怎样拥有并展现自己的力量的呢？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形成为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 每个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老师的“位置”构成了空间的中心：学生们自然而然地面向老师，形成向心性，从而在空间感觉上强化了老师的中心性和权威。这就是“位置”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位置），这个位置至少在最初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同时也界定、制约或影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比如：一个秦巴山地山谷村庄里的少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机会，与北京城里同样年龄的少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位置”意味着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的不同，也将使他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对于人群与社会而言，“位置”的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计的方式（经济形态）、人群的组合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形态。
空间的第二个要素是“距离”。托布勒（Waldo Tobler）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而相近的事物相互间的关联更为紧密。”距离导致了“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在师生交谈的集聚圈中，随意地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老师距离最近的往往是与老师关系最密切、对老师讲授内容最为关注的学生，而与老师距离越近，学生的密集程度也就越大；游离于这个集聚圈边缘的，往往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的特立异行者。在另一方面，老师也倾向于喜欢那些靠近自己的学生，对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全体学生。这样的阐释模式完全可以用于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与分析。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核心区”集聚了区域范围内大部分的人口与财富，越靠近核心，其密度越大；它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得到诸多的“优惠性”政策。边缘区域的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财富总量低而且分散；政府控制薄弱，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出现另类化倾向。显然，“距离”是核心与边缘分异的基础。
距离的力量还不止于此。仔细观察我们假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的学生部分，可以发现：关系最好的同学可能有意无意地靠在一起，而关系疏远的同学则自然而然地保持了彼此间的距离。反过来，在一个教室里，长期的同桌可能构成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坐在角落的那个同学可能与全班的所有同学都很疏远。这是距离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华北平原的集居村落里，村民之间的交流相对频繁，关系相对紧密，从而可能形成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居住集中，官府也易于控制，国家权力对集居村落的渗透也就相对深入、广泛。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选择把自己的住房建在尽可能地靠近生存所依赖的水田、山林或湖泽旁，从而形成分散居住的状态，各农户之间的来往、交流与互相依靠均相对少一些，彼此之间相对疏远，其社会联结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官府控制散居村落的难度也较大。当然，“距离”的概念、界定与意义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能与同居一室的人形同陌路，而与远在天涯的人则亲如水乳，密若一体。这也是距离表现其力量与意义的一种方式。
空间的第三个要素是“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可以观察到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指向老师亦即中心的，大多数同学的目光集中在老师身上，是“集聚”的；在这个空间的边缘或某一部分，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相对于大多数集聚到老师身上的目光而言，是“离散”的。在大多数空间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集聚”和“离散”两种方向；物资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乃至权力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也主要表现为这两种形式。当“集聚”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向心性集中的结构，中心密度最大，向外围依次表现为同心圆递减的模式；当“离散”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离散性扩张的结构，中心的控制力衰减，各部分向均质分布的方向演化，最终会导致空间的分离。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如果有一位同学非常有个人魅力，围绕着他的私语就可能会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小圈子”；如果老师权威的制度性保障被消除，他们的这个小圈子就可能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空间”。我们在生活、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方向的流动。显然，“集聚”导致了诸种区域与社会的形成，而“离散”则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扩散与社会的变动。
如果我们说集聚与离散主要是内外、上下间的方向，是“纵向”的话，还有一种与之交叉的方向，我们不妨称作“横的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里，每一位同学，都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偶尔向左右邻居瞄一眼，这种不经意的瞄一眼，使同学们自然而然地排成了半圆形的横排，从而形成为一种有秩序的结构。如果每个同学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一点都不向相邻的同学看一眼，这个横排可能就不会形成。因此，“方向”是秩序与结构形成的基础之一。
位置、距离、方向是空间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三者又是互为前提的：一个人位置的界定有赖于他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和方向，距离是靠两个位置来确定并度量的，方向则取决于两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虽然在理论上任何空间内部都存在着关联性，但事实上，有些关联因为不具备真实的意义，它不足以将一些事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比如：火车站广场上的陌生人群，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并不构成为“空间”，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具有可供选择的意义。
在这里，我回避了空间的实质究竟是先验的架构，还是客观的实在，抑或建构的观念的讨论。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空间包涵了这三个层次，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中，我们都不会去辨析也很难区分我们生活所依的空间究竟是先验的、客观的或者观念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的。显然，就我们个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而言，关于空间的部分认知框架是先验的，至少是在我们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形成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的；空间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的地理形式，还是人为的环境，都是客观的存在，也是无可置疑的；而可供表达的空间观念——位置的确定、距离的度量、方向的描述等，也都立基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当然，空间的物质基础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人类的活动与物质性空间相互结合运作而产生的各种新的空间建构也都具有非常大的力量，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给予的空间中，人类的社会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也在同时建构了人类的空间，并受制于这个被给予的和人类主动建构的空间，而且通过这种空间“表现”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这就是空间的力量。
从对空间及其力量的认识与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空间”（或者说是“地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进程、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对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十余年来，我逐步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乡村居民的“集居与散居”、“统一、多元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等命题，初步形成了一些认识和具有自己特点的看法。这些思考与研究，可以界定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也就是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结构，或者可以称为“历史研究中的地理学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