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远古的游历
王斌
王斌，著名作家、剧作家和资深文学评论家，张艺谋文学策划与电影编剧。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90年代转入电影策划与编剧，策划和编剧过的电影有：《活着》《英雄》《霍元甲》《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漂亮妈妈》《菊豆》《我的父亲母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青春爱人事件》《美人依旧》等。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活着•张艺谋》，长篇小说《遇》、《味道》《六六年》等，另有大量小说、文学评论及散文发表。
汤浩方与我，结识于网络，我们共同迷恋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识，似乎也有了“奇异”的可能——或许无需太多的语言、太多近距离的接触，在虚拟空间中留存的文字，就足以让相知却不相识的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与汤浩方便为典型一例。
汤浩方隶属“80后”，如今这一称谓，也成了一个颇为时尚且时髦的名词了，它的后缀还要引申出诸如任性、骄狂、自私、沉迷于网络且追逐流行及时尚的诸般解说。而在这一切的解说中，却暗含着对这一代“沉沦”的叹息。
我亦属“叹息”一族。
所以汤浩方的出现让我惊诧，他告诉我说，写了近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并且正在写历史，希望我能为此写篇序。接着，他的部分文稿也随之出现了，我留心地看了一遍，一时无语。
坦率地说，在汤浩方驾轻就熟的历史知识面前，我自愧弗如。他告诉我，少年时就迷上了历史，他像一位好奇且又执拗的“探险者”，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汪洋之海中，开始了漫长的游历。
而我的少年，却在狂热地“挥霍”着“读书无用论”，我们逃学、打架、戏弄老师、嘲讽长者，以学习为耻。历史在那时的我看来了无生趣，我鄙夷且不屑一顾。在残酷的青春岁月中，我们虚度光阴，于今想来，悔之晚矣！
而汤浩方的少年，却悠游自在地与历史为伴，他在其中发现了乐趣，也发现了自我的志向所在。终于在今天，他要启动他所执掌的历史巨轮，起航了。
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在沉重的历史迷雾中一直在追寻着民族的大义。这一被冠之于“春秋大义”的精神，于今几经沉沦后，终于在萌动中苏醒了。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喧嚣，众家各显神通地挥舞着个性的大旗摇唇鼓舌，并以“卫道士”角色自喜。我高山仰止，自惭形秽，因历史于我是一片空濛的崇山峻岭，虽心向往之，然毕竟才疏学浅，即便窃自潜心研读，试图跟进时代的步履，可还是徒叹奈何。少年的轻狂，让我耽误了大好时光，只能怆然自叹了。
所以我对汤浩方示以敬意，他的文字亦如“80后”之风格，轻盈、率性、不拘一格、随意挥洒，而且俏皮风趣，极具才情。
在这一代人的眼中，历史失却了它故有的那份沉重和苍凉，失却了岁月的凌厉和悲壮，仅仅是一个好玩的故事，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于是他潇洒自如地轻松道来，看着有趣，让人心生快意。
读汤浩方的文字及故事，无疑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不经意间，信手拈来，轻松而不刻意，宛如茶余饭后可口的小甜点，一路读来亦有收获。这收获是对历史事件及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起码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在那样的一个冷兵器时代，或者说是铁血年代，我们中华民族诞生了许多伟大而有趣的传奇人物，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缘由和欲望，毕竟无意中缔造了中国历史，缔造了中华记忆，成为我们后来者的集体无意识。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再度被发掘与发现，说明了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之后开始走向真正的成熟和觉醒，开始在历史的千年流变中，重新找寻我们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个性和位置。
我们的确迷失太久了，太多纷纷扰扰的“西式”思想及作派让我们无所适从，让我们盲目地亦步亦趋。我们忘记了一个民族要真正获得世界的尊重，恰恰不是因为“大同”式的共性，而是自强且自信的民族个性。
汤浩方目前似乎更多的是在发掘历史的故事，他那“80后”典型的游戏心态驱使他要将历史“还原”于一个充满“喜剧感”的叙事。因为是隔岸观火，因为年轻，他一时还难以梳理出隐藏在这貌似“游戏”的历史背后的分量和气韵，以及随处可能散出的中华精神。但他毕竟已然“生活”在历史中了，这就足以让我惊叹了！
我们还不能要求他做到把历史作为反观今天的一面镜子，他太年轻了。终究有一天，他也会带着他散发着风尘的经历重新走进历史。那时，或许他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因为历史的发现，是需要岁月磨砺的。
2011年5月25日于北京
序二•真实是上帝的事业
其实我们都知道，真相未必是美丽的，甚至可能是丑陋的、残酷的，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可是在现代汉语中，“真善美”常常并称，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勇于追求真相的美德。我经常反躬自问，得出的结论是，我勇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却怯于说出自己周围的真实，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这反思的自惭也让我更加佩服鲁迅先生，他解剖自己的刀，下得太不留情了。
有一句老掉牙的话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我理解这句话的真意，不是说真理本身是赤裸裸的，而是我们面临事关自己的真相时，总是发现自己是赤裸裸的，任何遮羞布都是欲盖弥彰。
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坦然地赤裸相对？基督教的《圣经》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上帝面前，就是赤裸裸的，后来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果，才认为赤裸是羞耻的，开始用布遮掩自己。这多少具有某种寓言的性质，我们本来可以直面真相，却因为自以为有智慧，总想把自己真实的部分遮盖起来，所以我们学会了说谎。
生于今之世，要我们像老子那样，“绝圣去智”，回到无知无欲的社会形态，当然是幻想。因为人类似乎有足够的理由骄傲，我们已经创造了多么灿烂的文明，而这都是拜智慧之所赐。不过，智慧毕竟是说谎的前提，我很想请教一下动物学家们，动物们是不是也会撒谎？不过，即便它们也撒谎，想来也绝不可能像我们人类这样，撒那么多谎，而且能撒得那么大，撒得那么精致，那么理所当然。
有了第一个谎言，就会有第二个，谎言需要另一个谎言来掩饰。再精致的谎言，其实也经不住执着的追问。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去打破沙锅问到底，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追求真相，很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历史充满了谎言。
准确地说，是书写下来的历史，充满了谎言，因为历史，是人在书写。历史学也充满了谎言，因为历史学，也是人在研究。所以，很多近代以来的史学，对传统史学求真的基本原则提出挑战，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存在，任何历史都受到说历史的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知识的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这样的历史观有其发人深省的积极之处，那就是提醒我们：警惕某些人蓄意告诉我们的“历史”，警惕那些以真理的名义述说的“历史”，警惕那些自以为自己的言行就是“历史”的人，不可以不加分析地信以为真。然而，它的消极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给那些恣意篡改历史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害群之马更加肆无忌惮地腐蚀了我们的思想，也摧毁了我们的诚信。
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还是主张要回到真相上来，回到上帝那里去——真实是上帝的事业。人的智巧总有缺陷，在用谎言掩盖谎言的过程中，难免留下破绽。历史学家就是知识的侦探，就是要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找寻真相。我与那位传说中小侦探的信念相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会充分估计到犯错误的可能性，直面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逼近真实，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我们不必问真相是否美丽，按照真实的情况去说去做，永远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追求真实，个人的生命才不至于荒谬，伟大的理想才不至于空虚，人类的灵魂才得以据守最后一片安宁的阵地。真实的力量也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不相信丑陋的事实没有价值。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总是拿着我们普通人的灵魂去拷问，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我把这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古人已逝，但往事并不成空。研究历史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是要为古人主持公道的，尤其是为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力的弱者。这是因为历史学家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如果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不必去研究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在时光隧道中穿梭；寻找历史的真相，充满挑战与艰辛，然而又无可逃避。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恐怕先要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十字架上，拷问自己是否有勇气赤裸地面对上帝。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知道汤浩方君，是在2011年的年初，那时，他的三国将要出版，写信给我，要求为他的书作序。我一度因为素不相识而想拒绝，但是他的那些谈理想的火热话语深深打动了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三国颂》。今年夏天，他忽然又来信，告知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并再次要求我为他的“历史真相系列”作一篇序。在追求理想的路上，我常感寂寞，我也希望找到更多的同路人。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点浅薄的见解，说给他，也说给他的读者听。
徐刚
2012年9月15日夜，
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