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死亡之手》这本书是这样一群人的故事：总统、外交官、政客、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军人、间谍等等，他们都力图刹住冷战军备竞赛这辆飞驰的列车，想要从美苏的恐怖平衡中抽身而出，他们中有的人是因其武器设计者和管理者的个人身份使然，有的人是惧怕核战争的严重后果，有的人则是因为担忧军备竞赛给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舞台中央是故事的两个关键角色，他们都是浪漫的革命主义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日益膨胀的风险，于是向既有秩序发起了挑战。他们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痛恨使用武力，主张开放和“新思维”，希望以此拯救其困顿不安的国家；罗纳德•里根，美国的第40任总统，他是一位高明的沟通者，理想的指路人，对资本主义和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必将获胜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废除核武器。
他们并不孤单，还有很多有良知、有远见、有勇有谋的人也在竭力控制这一危险情况。本书旨在从美苏两国的角度告诉世人冷战时期军备竞赛是如何走到终点的，以及它留给了我们怎样一份危险的遗产。过去，历史总是被美国人的必胜信念所遮蔽，那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而至于苏联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则往往是机密，要么就被莫斯科透露的虚假情报所掩盖。现在，根据新发现的证据，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了解在戈尔巴乔夫那段动荡不安的执政期内，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背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深思熟虑。正是在那里，善于周旋、精于辞令的戈尔巴乔夫在各种争论和会议中、文件和电话里，与根深蒂固的军工业强权集团对峙着，并开始彻底地改变方向。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决定放弃整个导弹系统，他让苏联摆脱了与全球对抗的形势，他削减了军费开支并减少了在欧洲的驻军，他把设计师和工程师放在桌上的苏联“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的蓝图扔到了最底层的抽屉里。根据新的证据，尤其是日记和当时的文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是如何见面的，他们是如何把想法付诸实践的，又是如何努力克服彼此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差异和巨大的不信任感，时断时续地带领世界走出了多年的对抗局面。
尽管核武器是那个时代的头号威胁，但另一种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正在烧瓶和发酵罐中悄然生长。在1975年到1991年间，苏联秘密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生物武器系统，苏联科学家利用基因工程试制出了无法遏制的疾病病原体。只要一声令下，苏联工厂的厂长们就会立即按吨来生产这些足以让数百万人致病、致死的病菌。本书探究了这种非法滥行的起源和扩张，俄罗斯对此仍没有给出过完整的解释。
很多有关冷战终结的著作写到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或是1991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时就停笔了。本书试着写得更远，它从美苏两国关系最紧张的80年代早期开始，带领读者历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尔后向读者讲述了苏联解体如何让位于对遗留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些灾难之源的紧急搜索——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本书将从1983年的“战争恐慌”开始，一个充满对抗、愤怒和危险的时期，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必须先从风暴前的那几十年说起，那是意志的比拼，一场威慑力量的角斗。1947年至1991年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从没有在对抗中使用过原子弹。不过，双方却在导弹、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中部署了成千上万的核武器，建立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几十年间，随着新武器的发明和旧武器的改良，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发射速度越来越快，精确度越来越高，防御能力越来越好，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用一位早期核战略专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话说，原子弹是一种可永远改变战争的“绝对武器”，它会急剧增加战争打响时平民的死亡率。正如1983年一个哈佛教授六人小组在研究中所说：“有史以来，核武器第一次让一个国家在其军队被打败或摧毁之前就遭灭顶之灾成为了可能。”而核战争必定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来得迅猛，它也许会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领导人甚至还来不及重新思考或改变主意。即使是一次误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足以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冷战初期，美国曾威胁苏联要对其城市和工业实施一次毁灭性打击。美国的第一代核武器每个都重达数千磅，需装载在笨拙的战略轰炸机上，经数小时飞行后才能打击目标。与之相比，半个世纪以后，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在30分钟之内就能飞过北冰洋。1997年，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指挥官、海军少将纳诺斯（G. P. Nanos）说，如果以三叉戟核潜艇的长度（560英尺）为半径画一个圆，一枚三叉戟II D5核弹能从4000海里之外精确地命中这个圆圈。
但这些武力上的成就和致命的精确度却让那些有可能在某一天不得不按下导弹发射钮的人感到深深的恐惧。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美国首次起草了一份核战争实施的总体规划，即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该计划的作战规模十分骇人，鉴于对方有足够的时间预警，美国及其盟国将动用全部的战略力量，向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发射约3500枚核武器。1960年11月3日至5日，艾森豪威尔指派其科学顾问乔治•基斯塔科沃斯基（George B. Kistiakowsky）到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研究这个新起草的计划。基斯塔科沃斯基报告称该计划“将导致不必要的、令人厌恶的过度杀戮”。艾森豪威尔曾向他的海军副手皮特•奥兰德上校透露，每个目标都会遭到大量核弹攻击，目标之多，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此也大为担忧，1961年12月14日，在听取了有关该作战计划的简要介绍后，他对国务卿迪安•拉斯克说：“我们还能以人类自居吗？”
肯尼迪及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都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思想感到不安。苏联先是在柏林后是在古巴向美国施压，在面对这种较为零散而复杂的对抗时，威胁要发动一次大型的核攻击并不合适。1962年上半年，该计划进行了修改，新计划在发动可能的核攻击时给了总统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包括打击对方武器储备、避免攻击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删除一些目标国等等。新计划恰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启动，关键特征是把主要目标设定成了苏联的武器装备，而不是城市和工业，这就是“打击军事力量”的作战思想。就好比两人拔枪相向，一方想努力把对方手中的枪射飞。把导弹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这似乎是一种较为人道的做法，但“打击军事力量”的思想又引出了一个让人大为头疼的问题，既然这种思想暗示我们可以有节制地进行核打击，那么人们会不会更愿意使用核武器了呢？而且为了获胜，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攻击是不是必须在你被别人射中之前就先发制人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首先发动突袭解除对手武装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
尽管肯尼迪已经放过了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纳马拉意识到，如果不开展新一轮昂贵的军备竞赛，那么要想以苏联的武器为目标也是不可能的，这将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军备扩充。结果，麦克纳马拉转而支持了一项他称之为“确保毁灭”的战略，这项战略要求美国制造出可消灭苏联20%至25%的人口和50%的工业基地的武器装备。麦克纳马拉对“民兵”导弹规定的生产数上限是1000枚。他的分析员推断：规定最多生产1000枚“民兵”导弹，41艘北极星核潜艇和500架战略轰炸机，主要是因为再多就划不来了。麦克纳马拉认为苏联的武器生产也将达到这一数量，然后便停止生产。一位批评麦克纳马拉的人士建议在“确保毁灭”前面加上“相互”二字，借此尖刻地讽刺这项“疯狂的”战略（注：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简称就是“MAD”，意为“疯狂的”），“相互确保毁灭”的战略思想由此诞生。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该战略中所包含的两国同样脆弱并相互威慑的思想，就是冷战的定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扎根于数百年来截然不同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历中，陷于全球对抗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并透过怀疑的面纱窥视对方，常常对彼此的意图和行动做出错误的判断，还忙于欺骗对方而乐此不疲，这只会让危险不断加剧。正如那个哈佛教授六人小组评论的那样：“美国预料不到苏联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对苏联内部的信息所知甚少，而苏联预料不到美国的行为则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冷战早期就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即所谓的“导弹差距”。1957年8月26日，苏联宣布首次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测试，同年10月4日，苏联又宣布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了太空轨道。接下来的4年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又宣称苏联造出了“像小香肠一样”的导弹，这种导弹正在“批量生产”，后来又称“在大量生产”，以此误导西方国家。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发出了“导弹差距”的警告，但后来发现这一差距纯属子虚乌有。赫鲁晓夫其实是在虚张声势，借此来掩盖苏联的弱势。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豪赌，他在古巴岛内部署核武器和导弹，差一点酿成灾难，史称“古巴导弹危机”。后随着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逐渐保持克制，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也慢慢走到尽头。但在赫鲁晓夫撤除导弹及他于1964年下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都在那些害怕美国超过自己的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导弹产量开始全面攀升，每年产量有数百枚之多。
苏联与美国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苏联把核武器视作进行威慑的有力武器，如果遭到攻击，他们就会进行毁灭性的报复。据记载，在冷战初期的10年里，苏联并没有采用美国所信奉的限制性核打击战略，他们认为就算只用一枚原子弹都会令战事升级，因此他们时刻做着全面战争爆发的准备。他们并不太相信美国人所提出的两国互为脆弱将使局面趋于稳定的观点。他们担心两国将会不断奋力赶超对方，于是把资源都投入到了这场追逐之中。到了70年代初，苏联终于在军备上与美国大致相当，他们的思路又开始发生转变。有别于早期以先发制人相威胁的战略，他们转而做出了后发制人的姿态，着力确保自己有能力进行反击。彼时他们还与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缓和政策”方兴未艾。
苏联的国家建设是由一股强大的幕后势力推动的，那就是国防工业。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依照老年官员们的共同意愿来管理国家，这群人腐朽无用，只会溜须拍马，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基本上已经退出领导职位，军工业人士于是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这些人对国家要造什么武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力甚至超出军方本身。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苏联内部围绕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所发生的激烈冲突。1969年7月，冲突到达了顶峰，在雅尔塔近郊的一座度假小屋内，恼火的勃列日涅夫为此召见了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和导弹设计者。苏联两位最有名的导弹设计师米海尔•扬格利（Mikhail Yangel）和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在会上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扬格利建议生产四弹头的SS-17型导弹，该导弹适用于新建造的、坚固耐用的导弹发射井，如果苏联受到攻击，它可以最好地保证军队的反击能力，但是价格昂贵。切洛梅起初建议升级现有发射井中由他自己设计的老式SS-11型导弹，现有发射井虽未作强化，但其导弹价格便宜，可为军方提供更多的弹头，很适合用来先发制人；后来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切洛梅改弦易辙，提出了一种新型导弹——SS-19，该导弹带有6个弹头，也需使用昂贵、坚固的新式发射井。选择哪种导弹由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决定，勃列日涅夫委派了自己十分信赖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姆斯基斯拉夫•克尔德什（Mstislav Keldysh）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解决争议。克尔德什在会上发言时感叹：所有人都在急着制造新型导弹，可这个国家却连基本的战略方针都还没有确定，我们的目的到底是先发制人，还是先保存实力再做反击？尽管如此，克尔德什还是没能化解这次对抗，最后，3种导弹都得到了批准，苏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正是像这样的决定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破产。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用可携带3枚弹头的“民兵”III型导弹更换只有1枚弹头的老式导弹，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这种新型导弹被称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简称MIRV，其导弹的3枚弹头可分别射向不同的目标。苏联随后赶超了这项技术，并于70年代中期开始部署其新一代陆基导弹，其中的SS-18型导弹有效载荷为美国导弹的7至8倍。实际上，苏联一度计划在巨大的SS-18导弹顶端装载多达38枚弹头。
随着军备的增长，美国的作战计划也越来越复杂。1969年1月27日，理查德•尼克松在就职总统一周后来到五角大楼听取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简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回忆说：“尼克松对那项计划的热情并不高。”军事专家告诉尼克松，在核战争中，他要做的有3件事：第一，攻击敌方最紧要的军事目标；第二，攻击次要军事目标；第三，攻击工业和城市目标。如果总统下令发动前两项攻击，那么城市目标可以放过不打。如果发动全部3种攻击，那就意味着全面战争。不过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尼克松却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在上述3大任务之下，又有5种攻击选项，并衍生出多达90种略有区别的攻击方式。1969年5月11日，尼克松用一架布满通讯器材的波音707飞机作为应急空中指挥所，参与了一次核战演习。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H. R. Haldeman）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为求达到真实效果，他们在有干扰等非常情况下演练了所有情报分析和作战指挥过程。”霍尔德曼还写道：“（尼克松）询问了大量有关国家核力量及其攻击后果的问题，显然对这种弹指间就可让数百万人灰飞烟灭的战争大为担忧。”
苏联领导人也受着同样的困扰。1972年，苏联总参谋部向领导层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说明了苏联在首先遭到美国的核打击后会有什么后果：军队实力将锐减为原来的千分之一，8000万平民丧生，85%的工业地区成为一片废墟。据参与报告的一位将军阿德里安•丹尼列维奇（Adrian Danilevich）描述，勃列日涅夫和总理阿列克谢•科瑟金（Alexei Kosygin）在听到这番话后显然被吓坏了。随后苏联就计划试射3枚携带虚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在演习的合适时机按下导弹发射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Grechko）当时站在勃列日涅夫身旁，丹尼列维奇则站在格列奇科旁边，丹尼列维奇回忆：“按发射钮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看起来脸色苍白，手在微微颤抖，好几次向格列奇科确认这次行动会不会给现实世界造成任何后果。他这样问格列奇科：‘你确定这是一次演习吗？’”
认识到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1969年尼克松宣布美国将放弃生物武器。1972年，包括美苏在内的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这份4页的国际公约规定各签署国禁止发展或生产生物武器及此类武器的投放工具，该公约于1975年生效。但苏联很快就违反了规定，勃列日涅夫以民用企业为幌子，悄悄实施了一项旨在提升苏联细菌战能力的秘密计划，该计划后来成为了军备竞赛中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生物武器公约》是在“缓和政策”达到顶峰时签署的，尼克松试图用这种政策把苏联包裹在一张由各种新国际条约织成的大网中，他认为这样做就能控制冷战局势并减少其威胁。缓和政策的核心是1972年5月26日在莫斯科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下简称SALT I），该条约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该条约有效地终止了两国在导弹防御上所进行的昂贵军事竞赛。但是在进攻武器方面，如体积和破坏力都在逐渐增长的远程导弹，该条约的措施却非长久之计，比如条约虽然规定了两国冻结用于发射陆基导弹和潜射导弹的固定发射平台，但并没有给出具体要冻结的导弹和弹头数量。SALT I和“缓和政策”的核心论据是：让导弹和发射装置数量保持相同水平不如整体的战略平衡重要，而在整体战略实力上，两国是大致相同的。由此推理，如果美国停止新一轮的导弹生产，苏联很可能也会停止生产。基辛格说：“作为一个国家，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的，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战略优势？在军备数量上拥有战略优势对政治、军事和实际战斗究竟有什么意义？你会用它来做什么？”
“缓和政策”在70年代末正式确立，部分原因是苏联正逐渐占据战略优势，这使西方国家感到恐惧。美国有一小部分国防政策的保守派和鹰派战略家警告人们要警惕苏联的意图和行动。芝加哥大学的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为此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质疑美国情报部门低估了苏联的军费开支和武器的现代化程度。美国前海军部长、曾任SALT I军备控制谈判代表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中干了一辈子，他在1976年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苏联不会满足于在核武器实力上平分秋色，而会继续谋求核优势，不仅要在数量上占优，而且在理论上要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胜利。
这些宣称苏联正在寻求战略优势并准备发动和赢得核战争的言论并未得到证实，但在那时，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余波未平，动荡不安的局势为这些言论在美国提供了立足之地。1976年，中央情报局（CIA）以分析苏联的意图为题开展了一次特别的竞赛，参赛者分为A、B两队，A队由情报局内部分析人员组成，B队则是外部人士，B队的带头人是长期猛烈抨击苏联社会主义的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队内的其他成员也都选自“缓和政策”的批评者，这些人一直在警告人们注意苏联谋求军事优势的举动。情报局向两队提供了相同的原始资料，让他们各自对所获取的情报进行独立评估。B队于11月完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苏联的意图十分明确，莫斯科正在展开一场争夺全球霸权的危险运动，中央情报局对此严重估计不足。B队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苏联领导人）考虑的并不是核稳定、相互确保毁灭或是保证战略力量充足，而是在核战争中战胜对方的实际能力。”
比赛的另一方，A队则没有发出如此刺耳的警报，他们指出，或许苏联是想要谋求打赢核战争的能力和优势，但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比赛结束时，美国情报机关对全年情报的总体评估与A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苏联“无法确定美国将来的行为，也无法确定将来与美国相比，他们所具备的战略实力是强是弱”。国务院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则更为保守，他表示：“在短期内，苏联领导人不会把获得所谓的‘战胜国’或‘幸存国’有利形势作为实际目标。”
若干年后，B队的一些结论被证明有些言过其实。他们夸大了苏联导弹的精准度及其武器现代化的进度。但在当时，这一结论似乎是不祥之兆，它在“缓和政策”的灵柩上又钉入了一颗铁钉。1977年7月，派普斯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苏联认为它能打赢核战争》的文章。在完成B队的评估工作后不久，保罗•尼采、派普斯等人又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宣传组织，以提高公众对苏联军事建设的警惕性。委员会理事中就有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里根有志竞选总统，在社会、经济和国防部门的保守派中广受支持。从1977年到1979年，该委员会发起了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下简称SALT II）的运动，他们在条约谈判期间散发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一枚苏联SS-18导弹所能摧毁的美国城市。
此时勃列日涅夫正在病中，苏联领导层犯下大错，他们在欧洲部署了新一代中程导弹——SS-20先锋导弹，显然没有料到这会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担忧。北约的回应是建议就此事进行谈判，不过他们也在欧洲部署了潘兴II型（II Pershing ）导弹和地射巡航导弹相抗衡。新一轮军备竞赛打响。1979年12月，莫斯科领导人再出昏招入侵阿富汗，曾与勃列日涅夫一同签署SALT II合约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从参议院将条约撤回，“缓和政策”宣告死亡。
1980年夏，卡特不仅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着里根的挑战，与莫斯科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他批准了两道关于核战的秘密指令。其一为6月30日签发的第58号总统令，该指令要求执行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计划，目的是在遭受核打击时保护美国总统及其他政要。其二为第59号总统令，7月25日签发，该指令修订并扩充了美国总统在核战期间可以打击的目标清单。新计划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了苏联的政治领导人身上，同时也会对军事目标和战争配套产业进行攻击，该计划既做了发动有限核打击的设想，又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卡特还下令升级通信系统，提升卫星侦查能力，以便总统能在核战开始后即时选择军事打击目标。据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第59号总统令有部分目的是为了让苏联领导人看到一些有震慑力的实际行动：美国核武器已经瞄准了他们个人。
到1982年，两国战略武器所具有的爆炸威力之和已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近100万倍。即使拥有如此威力巨大的武器，苏联领导人还是怕自己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斩首攻击消灭，于是计划建立一套可确保进行报复攻击的体系。他们设想建造一套全自动化系统，称为“死亡之手”，该系统的计算机可独立发出导弹发射命令。不过这个想法又有所改变，后来建立的是一套改进系统，在该体系中，发射所有陆基导弹的决策将由一小撮值勤官作出，这些官员藏身于地下深处的球形混凝土地堡内，以躲避核打击。1984年11月，该体系进行了全面测试，数月后开始值勤。在两国猜忌最盛的时候，终有一国造出了“末日机器”。
本书内容以各种访谈、回忆录、日记、新闻评论和档案资料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于苏联共产党中委会国防部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都是首次披露于世，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一些关键人物的决策和想法有了新的了解。它展现了戈尔巴乔夫是如何顶住军队将领和军工业强权集团的压力，也揭露了苏联是如何隐瞒其细菌战计划的。文件由一位经过专业培训的航空及火箭设计师收集，他的名字叫维塔利•卡塔耶夫（Vitaly Katayev）。1974年，卡塔耶夫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导弹部队上调至中央委员会，成为了克里姆林宫核心决策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卡塔耶夫在那里度过了近20个春秋，他常常在日记中作详细的记录，并把一沓沓的原始文件保存下来。卡塔耶夫熟悉那些导弹、导弹设计者和政治领导者。与本书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他通过自己的经历逐渐认识到，军备竞赛已经变成了一场极度过剩的竞争。
1991年苏联解体后，立刻就有意想不到的新威胁浮出了水面。老旧的列车把核弹头从东欧和中亚拖回了俄罗斯；仓库里存放着数以吨计的高浓缩铀和高浓缩钚，无人看管；微生物学家和核弹设计人员穷途末路。本书探讨了冷战期间众多个体把握机会、控制危险的斗争经历，但他们的斗争尚未完全成功。今天，冷战的遗产——那些毁灭文明的武器依然与我们相伴，创造这些武器的人早已作古，但这些致命机器，这些当代的“死亡之手”，还在困扰着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