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身边来来去去的人、事、物，就算再留恋也无法一直留在身边，唯一不会离去的只有感悟与记忆。
有很多人在我们相遇后，因为他们自己的才华于音乐圈大放异彩，我总要沾着他的快乐而感到幸福着，然后离开，等着遇到下一个能再激发我这种幸福感的人。一路上，就这样不断地被这些走进我生命中的人波动着，就算后来没一起工作了，也许时间久了疏远了，我依然会安静地关注着他们的近况。我总是清晰地记忆着，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和当时自己的心情。
活着最大的牵系还是人，就算遇见再美好的风景、再壮丽的场面，到最后仍抵不过一丝情感线。
生命之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片刻，它忽然地提醒你的心灵，重新地再确认了你自己应该安身立命的位置。
就算面对人事已非只能重新再来的路，你怎么想、怎么做、后来过程里的风景与感受，才是你所能拥有的。
我乐意欣赏别人，因为只有透过别人的创作，自己才有机会看到主观以外的世界 。
幸好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 关于“爱”这个微小而基本的情感，终将带领我们穿越过人性中的恐惧、贪婪与自私，回归到自己内心最真实而平凡的渴望。
成熟是比较性的形容词，而非固定的名词。因为许多年轻时看不清楚的事，到了现在依旧找不到十全十美的答案，只是比较处变不惊、较能承受罢了。
说时依旧
让我先从跟一个朋友的故事开始说起，2006年我在香港的拍卖会上认识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上海朋友，因为两人都喜欢艺术，所以也聊得比较投机。他是一位儒雅深沉、阅历丰富的人，在大学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在欧洲及非洲工作过。虽然他从事贸易工作，却有着接近文人的气息，他告诉我当年离开中国到非洲工作时，身上只带着两件东西：三毛的书和孟庭苇的卡带。
大部分6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春期的某一个阶段都应该读过三毛的书，也有许多人因此在心理上重新定义了流浪以及天涯的意义。它有一种初次揭开世界薄纱的惊叹号之感，同时也让不经世事的灵魂，发现自己的渺小与强大。
我也曾沉浸于三毛的文章，尤其是描述她与荷西在非洲的那一段日子里的故事。也许因为她生机勃勃的文字，我总沉溺在她故事里的美好精神情节，而忽略她真实生活里的艰辛环境。然而感人文章永远是精神上最好的食粮，三毛那时期的文字陪伴着我度过枯燥、叛逆和抑郁的青少年阶段。只是没想到十年过后我们居然能够有机会认识，而且面对面坐着聊天，计划着一起工作。
因为工作上的机缘，我在新加坡听到了朋友梁文福的作品《说时依旧》甚为感动，后来知道那是三毛的词，于是激发了我主动认识她的勇气。至今，《说时依旧》这首歌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找到三毛，说服她把这首歌交给我重新制作，在台湾推出，并邀请了林慧萍重新演唱这首歌，这个举动引起了三毛乐观其成的响应，因此我们变成朋友。
记得那一年春天，三毛、林慧萍、制作人杨明煌和我在三毛位于南京东路家的客厅，聊了一下午一起合作的计划，不久之后三毛将再去内蒙，而我和杨明煌也将飞去加州录音，我们约好了两个月后展开林慧萍的新专辑工作。那次会晤愉快得像一次老朋友的下午茶聚会，每个人对于再下来的合作充满了欢喜。
我还记得我问过三毛为什么常去内蒙，也记得她笑着用带着童音的声音，轻轻对我说着看过我歌词后的感想。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二十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
两个月后我们也没有再见到面，后来我与林慧萍去金山墓园探望过她，当时年轻的我心中充满了困惑。专辑里原本该三毛写的那首歌，改成我另写的一首《说好见面》，我只能不解地在歌词里说着，那天下午三毛笑着告诉我的，她计划为林慧萍写的那件作品里，她想说的故事。两年后杨明煌也在一场意外车祸中离开了，我也开始比较明白人生的故事永远都跟你计划的不太一样。
我常想起那位上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非洲异乡的夜晚，一个人在偏远小旅馆阅读三毛的书的情景。
我妹妹
每个月大多数的日子里，心中总是计划着，在《皇冠》杂志的专栏里描述哪个人。在我从事那么久的创作工作里，总是说事多、谈人少。纵然事与情的根源总来自于人，但是一旦谈论起身边的人，我骨子里隐藏极深的害羞本质，以及感情用事的本性，都会不小心地泄露出来，坏了形象。当初受邀写专栏时，一方面在其他媒体上该写的、擅长写的方面都已在进行中；另一方面《皇冠》是我成长中，从童年转向少年的第一份成年人读物，直到大学都没间断过，心中自有一份较特殊的情感，于是果断地接受了总编辑提出的以身边人为主轴的命题。
从书写之初的艰难，到渐渐找到自己的方法，我躲开了记者人物采访书写的客观全面，纯粹地主观与感情用事，写着写着也写了不少周边的朋友。偶尔回头一看，才知道生活里那些
思考的变化、感受的延伸都与朋友有关。而对于自己害羞的本质与感情用事的天分，也在抒发中有了较正面的接受，不再当它是缺点。
专栏写了快两年，写的都是朋友，且大都是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人，从未写过家人。我发现，我是刻意的。因为我隐约感知到，描写家人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揭穿自己，那个好不容易收藏起来的我。但是年已半百的我，是该面向自己了。
我妹妹，一个除了母亲以外，我认识最久的女人。她小我三岁，从小总觉得是甩不掉的伴，没有什么不能跟她说，因为她是我童年唯一的同伴。童年家中管教甚严，很少有在外交友结伴的机会，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她是我唯一的同伴。但跟她说了我也有些担心，因为只要惹她不高兴，所有秘密必然成了她告状的材料。然而童年的我仍然不知悔改，还是把她当作倾诉对象。个性好强的她就算没听懂，也总会做出知我甚深的精明表情，表示掌握状况，尔虞我诈得厉害，令我又恨又怕。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我初中课业沉重，少有时间相处才有了变化，加上青春期使我变成一个较孤僻的人，两人交流也渐渐少了，那时候的她，转变得较小时候外向开朗，总是忙碌着与各方好友们的来往活动，我则躲在自己的书本与音乐里，房门总是掩上。
后来我出外读书、到台北工作，忽忽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青春里，交集更是少了。她在老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钢琴老师，偶尔数月回南部老家，我们都像许久未见的朋
友般聊个不停。唯一不会多说的就是爱情进展，也许是性别差异，也许是我们在意识到爱情时，已经分开各自面对成习，那是我们人生里唯一没有交集的部分。
直到一日家庭聚餐，父亲震怒地告诉她：“你不知道世界上，寡妇最大的制造者是警察吗？”
我才知道那位多年前开始，常站在巷口转角处与妺妺见面的高瘦男子是干警察的，搞不清楚状况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忙她，只见她默默流泪不止地吃完那一餐。
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父亲接受了这婚事，在台北工作的我，一直在状况外。只记得婚礼前妺妹出门拜别时，换成我泪流满面，直到教堂的婚礼时我还抽啜不断，妹妹倒笑容如花。
婚后妺妹一直住在娘家隔壁，妹婿至今仍对爸妈殷勤孝顺。妺妹生第一胎女儿时十分辛苦，安胎许久，这对我来说极为震撼，当时心中十分担心。她生产后，我急忙南下探望，看着新到来的生命，既喜悦又迷惘。后来才知道，从未为人父母的我，到了三十多岁，因为妹妹的生产，下一辈的来临，才意识到青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随后的二十年，我们仍然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忙碌、忧愁或欢喜，逢年过节的相聚，也都在长辈孩子为先的考虑下，匆匆度过。虽然交谈的机会依然不多，但是聊的话题也从日常琐事，慢慢转移到晚年生活的计划，偶尔妹妹会说些还未与她先生讨论的心事，我也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守密者，只聆听不多论，当个支持者。这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熟悉，童年时，那没有选择、自然成形的相守之情。
对照起此刻的爸妈，老年后他们有许多的慰藉，是来自同时年老的手足。我忽然深刻地知道，所谓老来伴，从传统的定义上是相守一生的配偶，但是在心灵之上，手足之情却是悠长生命的起初，然后跃过大半生的青春与中年，又在最后互相支持的陪伴者——
我妺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