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也即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一个极其奇异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鲁迅这样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怀博大，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更难找到像他这样以异质性的文化观念，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誓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在文人社会中，他孤身奋战，那么勇敢而傲岸。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他可以放弃学者教授的头衔，放弃世俗社会所珍视的一切，但是决不放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就像他笔下的那个复仇的黑色人那样，他唯以儿子般的忠诚和侠士般慷慨赴难的热忱，始终不渝地护卫着苦难的大地，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
在鲁迅那里，人格、思想、艺术，是一个极其健全而又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的统一体。不但在中国，他是唯一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有的特异者。鲁迅的所有一切，可以说，都包容在《鲁迅全集》里，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遗产中。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鲁迅本人以及我们自己，正如郁达夫说的，阅读《鲁迅全集》是唯一捷径。实际上，能够通读《全集》的人毕竟很有限，作为一般读者，大约只能读选本。至于读文摘本或语录本，无疑是更简捷的，而流弊，也正好出在这简捷上面。“文革”期间，以油印或铅印方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当不在少数，但都一律使用单一的论斗争的文字，这些文字一旦被抽离专制统治的背景，鲁迅便立刻化成了一个仇恨成性、无端挑衅、面目狰狞的“英雄”。鲁迅本人曾经打过一个调皮的比方，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所以，鲁迅是反对“摘句”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容易流于片面。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鲁迅以陶渊明为例说，世人多摘引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以完成一个“飘逸”的诗人形象，殊不知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因为他确实写过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样的文字，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可见，倘要摘句，就得极力避免以偏概全。
目下的这个摘句式选本，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编选的。编者并非那类研究鲁迅的通人，自然，本书也不敢自诩为模范的选本，但是，力求显示鲁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实质性和丰富性，确是着手的初衷。
在此，编者需要说明的是：
一、鲁迅是一个十分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所以从事写作，本意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改造中国社会。因此，回到鲁迅当时的语境——一个专制、腐败、黑暗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理解，才是有效的阅读。
二、鲁迅常常慨叹说中国的战士太少。作为“精神界战士”，批判的人文主义者，反抗强权与强势的需要，决定了鲁迅的思维是否定性思维、反向的思维、批判的思维。譬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在鲁迅那里，往往没有现成的定义和结论，只能通过对专制政治、对暴君与奴才、对愚民政策等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暴露与批判，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涵。鲁迅是惯于以“否”说“是”的，而这，正是他与聪明的学者及次学者大不一样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鲁迅也就常常被加以“仇恨政治学”“偏激”“刻毒”“不宽容”“有破坏而无建设”之类的恶名。
三、有条件者，当然最好能阅读原著；在发生疑义时，尤当顾及语录的上下文，顾及全篇，乃至所有相关的文字，以确保思想的完整性。譬如最后论现代人物的部分，所录未必是完全的，且不能视作定论，因为更多的，只是作为社会成见的一种反证而已。
以上所说，并非什么“临时约法”，编者也没有如许权力。据说，自由阅读是没有边界的。——读或不读，又或如何读，概由读者作主。正如鲁迅说的，“自己裁判，自己执行”，其实这不也很好吗？
200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