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汉书》若干篇章的细致解读，分析《汉书》所叙述之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的根源，揭示记忆、回忆、追忆及谎言在历史叙述与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与局限；展现皇帝、官僚、侠士与儒生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言行与生活，阐明历史过程中人、社会与国家的不同作用及其局限；以现代人的思想与智慧，洞察历史真相，认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征，阐发历史叙述中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前世今生。全书分五章，汉书的成立及其本原、成功的天子与失意的皇帝、霸王道的治理实践、侠客与儒生的世界、汉代农民的生活与社会。第一章，讲历史叙述的本原，探讨当时的人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也是客观；历史叙述则是主观的、复数的。第二章，讲皇帝，力图通过历史文献和历史叙述，将神秘的天子拉下神坛，还原其作为普通的人并进而探讨皇帝的“人性”。第三章，主要讲汉代的官僚，特别分析了循吏与酷吏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进而讨论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策略和意识。第四章，讲侠士与儒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仁与义均能在儒生与侠士身上看到，而其作为一种势力恰恰是国家政权需要消灭或者驯化的。第五章，讲普通百姓，“编户齐民”，他们不仅仅是簿册上的数字符号，更是活生生的人。有了人，才有国家，而不是相反。历代史书上基本见不到普通百姓的存在。

鲁西奇，男，1965年10月生，江苏东海人。现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区域历史地理：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等专著6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另有译著多部。

序

《汉书》的成立：历史叙述的本原

一 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一）刘媪梦神而孕高祖

（二）刘邦醉卧酒家与王媪、武负折券弃债

（三）“大丈夫当如此”

（四）空手赴宴，娶得美人归

（五）“赤帝子斩白帝子”

二 “北方有佳人”：传闻、想象与重构

（一）“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二）“一见”

（三）武帝的思念

三 记忆、回忆、追忆以及谎言

（一）记忆

（二）回忆

（三）追忆

（四）谎言

（五）历史叙述的“真实”

帝王之道：成功的天子与失意的皇帝

一 “天人三策”：武帝的问题和董仲舒的回答

（一）第一策

（二）第二策

（三）第三策

（四）天子与儒生

二 轮台诏：帝王的忏悔

（一）武帝的追悔

（二）轮台诏文本复原

（三）“晚而改过”

三 王莽的天子梦

（一）入梦

（二）梦酣

（三）惊梦

四 皇帝与天子

（一）“选”皇帝

（二）“受命之王”与“继体之君”

酷吏与循吏：霸王道的治理实践

一 “三尺法”与“人主意指”

（一）少年张汤的故事

（二）刀笔吏

（三）文法深刻

（四）“人主意指”与“三尺法”

（五）酷吏的人格

二 奉法循理与宽仁待民

（一）奉法循理

（二）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三）宽仁待民

三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一）循吏与酷吏的交锋

（二）能吏

（三）“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本事”

（四）释“霸道”

义气仁心：侠客与儒生的世界

一 从“风尘三侠”和“柳毅传书”说起

（一）“风尘三侠”的故事

（二）柳毅与龙女

（三）仁以爱之，义以正之

二 救人于阨，振人不赡

（一）“侠以武犯禁”

（二）公侯之门，仁义焉存

（三）布衣之侠

（四）闾巷豪侠

（五）“游侠”解

三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一）留意于仁义之际

（二）游文于六经之中

（三）儒家之说，“于道最为高”

编户齐民：汉代农民的生活与社会

一 编户齐民：王朝国家统治下普通百姓的身份

（一）“编户齐民”释义

（二）户籍制度的形成

（三）汉代的户籍

二 五口之家及其生计和负担

（一）五口之家

（二）五口之家与百亩之田

（三）丁男被甲，丁女转输

三 《先令券书》与《中服共侍约》

（一）《先令券书》

（二）《中服共侍约》

四 静谧而安宁的乡村

（一）静谧的乡村

（二）乡村秩序的法则及其基础

征引与参考文献

后记

序

鲁西奇

《何草不黄》是《诗经•小雅》的最后一篇，共四章，其辞云：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我曾在课堂上随意描述这一景象：在衰草连天的广袤原野上，一条大道伸展开来，通向远方，一辆役车孤独地行进着；道旁枯黄的荒草丛中，几只小狐在快乐地嬉戏着；赶车的“征夫”唱起歌来，歌声在原野天际间回荡：“何草不黄……”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末赞语中称述武帝之功业，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而于其击匈奴、通西域、开西南夷，“外攘夷狄，开疆拓土”，则尚未及，且非其好大喜功，不能恭俭济民。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则对武帝持基本否定之态度，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武帝当年之丰功伟业、富贵繁华，亦不过如深秋草原上的枯草罢了。

孔子畏匡，菜色陈、蔡，于途穷困顿之时，尝引“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句，问诸弟子：“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回答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皆不表认同。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了，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一生，奔波颠踬，实不为世所容。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草木枯荣，而天地永在。

陈胜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人佣耕，劳作间歇，立于垄上，仰望天空，怅恨久之，向同伴言道：“苟富贵，无相忘。”他的同伴笑话他说：“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胜长叹一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大泽乡举义，他慷慨陈辞：“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我们都处在沟壑中，但仍然可以不时地抬头仰望蓝天。如果在漫长的冬夜里连梦都不做，又如何等得到绚烂的春天？

故而，乃取“何草不黄”作为本书书名。

是为解题。

全书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特别是“阅读”当下的一种框架或模式——供给读者一种认识自身、认识所处社会时代的可能。

作者凭借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及推理，辅以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动人心弦的故事、幽默诙谐的语言，展现了汉代社会的历史图景诸多精彩断面，其中不时穿插深邃的洞察力与精辟的学术分析。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佳作。

“古人”的故事是由“今人”讲给“今人”听的，叙述、理解、分析历史的历史学者是“今人”，其对象是“今人”，目标也应当是“今人”。 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一本重写的讲义，讲《汉书》，也讲其他。

历史叙述的“真实”

“历史”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是指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和研究。前者是历史，是客观的，是唯一的（因为历史过程是不能重复的）；后者是历史学，是主观的，多种多样的（极端言之，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与解释，所以可以说历史叙述与阐释是无穷多的）。我们所赖以程度不同地认知客观的历史过程者，是前人留下的诸种形式的历史叙述与资料。傅斯年先生说：“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将研究历史过程的资料喻为“劫灰中之烬余”，虽然强调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然仍然肯定资料的客观性。何炳松先生则断然否定史料的客观性，谓：“就史料所供给之消息而论，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人与物。人死不能复生，物毁不可复得。故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云上一种印象而已。其二为人群活动。史家所知者亦仅属主观之印象，而非活动之实情。其三为动机与观念。其类凡三：一系撰人自身所表出者，一系撰人代他人所表出者，一系吾人以己意忖度而得之者。凡此皆由臆度而来，非直接观察可得。故史之为学，纯属主观，殆无疑义。”我们调和二家之说，以为“灰烬”固然是由于人主观所为且留存，而史家“心云上之印象”则必有实物作为“印象”之底本，而非能“无中生有”（除个别外）。

毫无疑问，所有的史料——无论其为文字的叙述、实物的遗存，抑或现实的积淀，都与人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是人留存下来的（无论其有意或无意，也都与“意”有关联）。直白地说，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人”写的。所以，人们所知道、叙述的“历史”，不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人类记忆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相关素材。当然，这些记忆的素材所根据的乃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但人们所面对的所有东西，不过是经过记忆选择过滤之后的素材，或者说，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主观映象，而非其本身。而大部分的历史文献乃至口头资料，又并非历史事实发生过程的“即时性记忆”，而是事后的“回忆”乃至“追忆”。无论是记忆、回忆与追忆，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过程、事件或事物映象的述说，是某个时代的一部分人，对自己所处时代、所生存之环境、所经历之事件、所听闻之事实的一种感知与记忆，它们不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料，所可窥知者，首先而且主要是那些人的感知与认识，然后，凭借辨析能力与想象力，或许可以触及某些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但当著作者将自己的感知与认识撰写成文，所反映者也只是著作者的认知，而绝不是所谓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至于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物质遗存，亦即所谓“实物资料”，也是经过选择，甚至重新“建构”的；被认为最具“科学性”的考古资料，在其发掘、整理、报告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环节未经过“重构”。当考古工作者选定一个遗址确定发掘时，这个“重构”就已经开始了。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物质遗存，都是历史过程中的某些人或人群“选择性”地遗留下来的，虽然这种“选择”未必是主动的、有意的。

因此，历史记录乃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表述方式，人们又是通过历史记录而认识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事实的。有“客观”的历史过程，却从没有“客观的历史叙述”。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史料，都是“主观”的，建基于其上的“历史叙述”，更只能是主观的，是“人”对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主观叙述”与“主观认识”，是各种各样的智性组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叙述与认识者主要立足于自身探索人性的需求而形成的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分析与认识，可能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绝非千篇一律。对于同一宗历史事件，同一历史过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叙述和解释，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历史叙述与认识。而对于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历史叙述在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会成为主流话语，又是哪一种历史叙述对哪些特定的群体有意义。因此，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也许并非透过历史资料去探索所谓“历史真相”，弄清“唯一”的客观历史；更重要的乃将各种历史资料看作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或人群对历史的述说与认识，去分析这些述说与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如此叙述与认识，以及这些述说与认识对怎样的群体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等等。换言之，历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历史叙述与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是人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运动的，而不再是历史过程是怎样运动的。

虽然所有叙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历史事实就不存在或不再重要。福建的某一支家族，不管其族谱中提供多少证据，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的某个望族，如果事实不是，再多的叙述也仍然改变不了事实。问题在于，真实的历史事实越来越不再有意义，人们关注的、使用的，可能更是那些并非事实的“历史事实”，叙述中的“真实”压倒了客观历史中的“真实”。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今人）面前，历史事实是苍白无力的，而叙述中的“事实”却是光彩鲜艳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叙述中的真实”之压倒“历史中的真实”者，或且有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