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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 从法制到法治
法治入门普及读物 当代中国法治史略稿
ISBN: 9787549559572

出版时间:2014-11-01

定  价:42.00

作  者:程燎原 著

责  编:陈美玲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理论法学

读者对象: 读者对象:大学法律系学生,法律、历史、思想研究学者及爱好者

上架建议: 法律、思想、历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280 (千字)

页数: 372
纸质书购买: 当当
图书简介

本书梳理、总结和反思了中国当代法治思想、理论的生成与演变,并借此积淀中国法治的学术传统,以及浓缩了中国人对法制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辨,展现“法治”对“法制”的超越与成就,揭示中国坚定地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本书首版由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获得司法部2000年优秀科研成果唯一的一等奖。此次修订再版,一方面改正了几处资料上的缺失,删去了一些不必要且不适当的评论;另一方面,增加了“代修订版后记”和附录:《用“法治的方式”推进和巩固法治》一文作为代后记,并收录了对本书进行颇有启发意义的评述与分析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孕育生长的反思——读〈从法制到法治〉》一文。值此本书修订再版之际,“法治中国”之声,可谓“铿锵其鸣,声如钟磬”。其鸣、其声,无疑蕴含了当下对已经过去的那段历史的响应与再造。

作者简介

程燎原,著名法理学家,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任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代表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与王人博合著)、《从法制到法治》、《清末法政人的世界》、《中国法治政体问题初探》等。1989年与王人博合作《法治论》,是19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

图书目录

引言

一 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民主法制化

(一)从历史深处走来:对共和国法制史的反思

(二)历史性转折的开端

1.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新模式

2.民主与法制:法学界的聚焦点

3.预示“法治”的“超级审判”

二 在“法治”与“人治”之间

(一)对“法治”的初步界定

(二)法治优于人治

1.法治的政治意义

2.法治的经济效用

3.法治的稳定功能

(三)结合或对立:法治与人治关系的辩证

(四)一个初步的蓝图

1.高扬法治精神,反对人治思想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3.健全法律制度

4.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

(五)西方法治的价值

(六)几点评论

1.“概念之争”还是“主张之争”

2.时代的使命与时代的局限

3.法治论的成功与困顿

三 窘迫中的追求:法治的价值与尊严

(一)对“法治”的再认识

1.法治就是“法律至上”

2.法治就是“限制权力”和“保障自由”

3.法治就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二)法治的价值

1.法治:商品经济的内在需求

2.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3.法治:现代文明的普遍准则

4.“法治权威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一个重要的插曲

(三)重构法治之路

1.商品经济:走向法治的基点

2.政治改革:厉行法治的关键

3.法制改革:推进法治的动力

4.法律文化革命:步入法治的前提

四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一)“法治经济”:法学对市场经济的审视

(二)“法治经济”的法律框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三)“法治经济”的价值体系:从“权利本位”到“现代法的精神”

五 人权与法治

(一)人权概念的认识

1.人权的存在形态

2.人权与自然权利

3.人权精神

(二)人权的道德性

(三)人权与马克思主义

(四)人权的法律保障

(五)还须讨论的问题

1.人权与法治

2.人权与现代化

3.人权与中国文化传统

六 宪政与法治

(一)对宪法的“中国式”解释

(二)宪政之义

(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四)宪法权威

(五)学理中的失落

1.宪法的道德性

2.民主与宪政

3.宪政与现代化

4.宪政与传统资源

七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

(一)三年的追寻:中国法治之路

(二)时代强音:“法制国家”的提出

(三)法学界的论争:“法制国家”还是“法治国家”

(四)跨世纪的宣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八 中国法治的基本理念

(一)法治的精义

(二)法治的要素和法治国家的标志、模式

1.法治的要素

2.法治国家的标志

3.法治模式

(三)法治的工具性和目的性

(四)法律信仰与法治

(五)中国法治化的道路

1.移植论与本土化

2.政府主导和社会推进

附录

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孕育生长的反思——读《从法制到法治》

后记

代修订版后记

用“法治的方式”推进和巩固法治

序言/前言/后记

修订版序言

本书是15年前的旧作。此次修订再版,并非翻新,亦非“大修”,而是略加订正和删改。

原版“后记”中说:这本小册子“可以看作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史略稿”。这就不免扯出一大问题:当代史包括当代思想史、当代学术史可作吗?如果可作,又当如何作?

许多史学家认为,史学应尽量言古史、远史而避当代史,因为当代史不易作。当代史的困难,其肇因不止一端:一则许多权威性资料不能窥见(主要是没有解密),故而当代史易流于残缺或判断、解释失当,在涉及敏感的政治法律问题上尤其如此。二则置身当代,尤其作为亲身经历者,易受个人感情支配,从而削减看问题的公正性、客观性。三则因人情、政治等因素的牵制,难以抒发自由、独立的评论。更重要的是,历史距离感的缺失,将导致观察与分析上的短视和不准确,正如托克维尔所云:“近距离不如远距离更能准确地判断历史事件。”托氏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1850年代初),已距法国大革命约60年,所以他说:“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 60年,被托克维尔视为能够准确判断和剖析法国大革命的一段不错的历史距离。而本书著于1998年,距离其所考察的从“法制”到“法治”之理论史的时间下限(1997年)不到一年,更何况那时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自主性生长才刚起步不久。除开个人学力不逮之外,没有历史距离感,的确就难有历史的眼光与洞察力。仅此而言,本书要准确地理解和判断这段就在眼前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如当代思想史、当代学术史这样的当代史根本就无从入手,或者毫无意义。英国的梅尔茨说:“事实上,作者和他的读者都属于这个时代,他们亲历这个时代,还能相当广泛和清晰地回忆起它。”有鉴于此,他选择其所身处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这个特殊片断,作为其研究的领域。他还说:“我以为,我和同代人应当——如果我们恰当看待事物的话——最了解这个片断”,而且,“同时代人的记载将始终是未来历史学家的最有价值的史料,他能成功地清理各种证据,把它们结合起来,利用它们为过去时代描绘出一幅比较完整、比较一致的图景”。这些史料,当然不仅仅指同时代人对社会生活、人情风貌、典章制度的记录和保全,也可包括同时代人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的整理和反思。而同时代人的这些整理和反思,是否真的具有梅尔茨所说的价值,则是另一回事。至少,梅尔茨对其“当代思想史”研究之合法性的论证,完全适合本书。

对于本书如何作的问题,15年前的基本考虑是,主要紧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学术演进的历史进程,突出中国主流法律学术思潮和官方正式文件在法治问题上的观照和抉择,进行历史与逻辑相契合的分析和探索,在历史过程中以及历史背景下把握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孕育生长形态,特别是梳理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一条主线,即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性转换,包括其话语、概念和论题上的转换,以展现“法治”对“法制”的超越及其初步成就。这种“历史的把握”有利于更客观地对法治理论的孕育与生长作出评价。但是,它又可视为一种法治主题史(问题史),而非法治理论的全史。这也就限定了本书对所涉学者和文献资料的选择。与此同时,这一梳理描叙多于反思,陈述多于己断,虽有朋友责问,然而却又不得不如此。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梳解更较少涉及法治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等纯学术问题。而近15年来的中国法治学术研究,不仅花开百枝,而且深度耕耘,蔚然而成一个“法治理论时代”。因此,有兴趣者显然可以对这类纯学术问题有更清晰的观察和深刻的总结。

本次修订,一方面,改正了几处资料上的缺失,删去了一些不必要且不适当的评论;另一方面,增加了“代修订版后记”和“附录”。“代修订版后记”,是发表于《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迈向法治新时代”专栏的一篇短文,可看作我对当代中国法治的一点观察和展望,亦与本书的主题紧密关切。而《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孕育生长的反思——读〈从法制到法治〉》,由谢海定作于2000年。该文对本书的研究主题、理论框架、反思方式、叙述策略,尤其是值得商讨的一些缺失包括片面性,都作了颇有启发意义的评述与分析,可与本书相较而阅。现征得他的同意,附录于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列入俞荣根教授主编“法治之路”丛书时,收录了李步云先生专为丛书撰写的“序”,以及俞荣根教授所撰写的丛书“前言”。但根据出版社意见,修订版从丛书中析出单独出版,原“序”和“前言”不便保留。此诚为一大憾事,在此向李先生和俞老师表达深深的歉意!

值此本书修订再版之际,“法治中国”之声,可谓“铿锵其鸣,声如钟磬”。其鸣、其声,无疑蕴含了当下对已经过去的那段历史的响应与再造。所以,本书的修订再版,亦有其意义。

程燎原

2014年10月22日于重庆大学法学院

编辑推荐

1.司法部2000年优秀科研成果唯一的一等奖,十五年后修订再版,重磅回归。

2.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之际,提出用“法治的方式”而非“人治的方式”来推进和巩固法治。可以说,这一方式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3.值此本书修订再版之际,“法治中国”之声,可谓“铿锵其鸣,声如钟磬”。其鸣、其声,无疑蕴含了当下对已经过去的那段历史的响应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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