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
一
东京的学习生活，因为简单而快乐。或许正因如此，一次不愉快的邻里关系经历，让我获得了一扇观察日本社会的独特窗口。
其实，生活在东京，周围的人几乎都可以归为“陌生人”一类，与自己毫无瓜葛。这并非因为自己是来自异域之故，而是都市空间特有的品性。不管怎样，那种迷漫无边的陌生感，加重了我与日本“邻人”交往时的一些感受。
提到邻人，它让人想到温馨的邻里关系，想到友情与互助，但这种邻人正在减少，甚至已然消失。在东京，邻人与陌生人的区别正在消失，邻人正在转变为陌生人。这可能是“麻烦文化”的结果，但又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必然结果。邻人的消失与“故乡”的消失，完全属于同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人们是否会为此感到寂寞？或许这个变化过程如此长久，人们已然接受了与陌生人的生活方式吧。
我对日本邻人关系的关注，源于两个“团地”的生活经验。“团地”的全称是“公团住宅”，是日本政府为低收入者营建的保障性住宅楼群，通常以较低的价格出租。
我居住过的第一个团地叫“常盘平团地”，位于毗邻东京都东北部的千叶县松户市。据说那里原址本是一片林地。团地始建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正式投入使用。当时，该团地因其建设规模与现代化的设计样式被誉为“东洋第一”。不过，在此后日本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新式的楼房与团地拔地而起，常盘平团地渐渐衰老下去。二〇〇六年初我入住时，团地空房率已经非常高。
由于新式团地持续投入使用，对于许多“昭和团地的发烧友”而言，该团地竟变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此，该团地所在的松户市，还在其市立博物馆中特设了团地展馆，集中展示了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最新式家庭的房间结构与日用家具。
可以说，日本国民对传统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重视传统，也就是珍视自己的生活，这倒不难理解。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文化，人们将孤独地面对世界，生活将变得怎样枯燥与落寞？
我对这个团地的关注，来源于我所居住单元的奇妙的邻里关系。那是东京生活过程中唯一一次不愉快的体验。
二
入居的第一天晚上深夜，忽然听到“咚咚”的砸墙声音。声音低沉，应该是重铁器所为。我惊诧不已，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是来自楼下还是楼上？
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很快就注意到，每天总会有人上楼时用力蹬踏楼梯，发出“咚咚”的声音；紧接着传来的是这个人进门后，用力带门的“咣当”声——噪音巨大，甚至可以感到房间的震动。随后，那个人开窗时故意制造的“咣当”声响起，通常有两次。当这些噪声依次出现之后，一位老太太的怒骂声随之传来。
逐渐地，我将这些噪音一一区分了开来，虽然不解其中的因果关联。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其他邻人为何安之若素，对此等闲视之？由于不堪其扰，我立刻行动起来：找来纸笔，写下每日的噪音现象，并希望大家发挥邻里友爱关系，和睦共处。但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噪音依旧三天两头地出现。
某日，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约六旬的老太太，头发灰白。与她的头发色调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她的目光显示出异常的明亮，甚至有些尖锐，不时地流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还在我观察她的神态之时，老太太开口就说：“你是李桑吧，刚搬进来的吧。下面的纸是你贴的吧。”
我不明其来意，只是点头道：“正是……”
她的这些判断其实仅仅是搭话而已：一楼入口处的信箱标有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而我贴的纸张上也写有我的房间号码。
我猜到她是当事者之一，便问道：“每天夜里会有噪音出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开始给我讲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楼，位于我所居单元正对的楼上房间相反的一侧；制造噪音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没有进一步问，到底是谁先制造的这种如此紧张的邻里关系。但从其说法与神态看来，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个男子。这也与我数日来的判断一致。
我们互相留下了电话，希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解决无望，就去团地管理事务所反映情况。管理人员显然知道这个单元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位管理员最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可以去找警察商量。”
这种回答让我有些生气。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似乎也仅能如此。
我没有去找警察。一则，老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去过多次附近的警察局；二则，警察刚刚来过不久。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隐约地听到警察的训斥声与警告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就将你带到警察局。”不过，那名男子的辩解声也不绝于耳。通常，警察来过之后，会安静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噪音又会恢复常态。
当这种噪音成为常态时，自己也似乎多少习惯了。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或许更早就习惯了吧。但这种奇妙的邻里关系，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
日本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者，有时会用“阴湿”这个词汇来刻画一部分人阴暗、反常的心理。这个每天深夜折磨邻里的男子，是否就是这个日语所精确刻画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正面的价值，日本文化论者还强调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品性。然而，同一单元的众多邻里对于噪音的容忍、对于那名男子扰民行为的熟视无睹，已表明了这种“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对恶行的纵容。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居住在某团地的一位家庭妇女，由于长期忍受邻居一位老太太——后来被媒体戏称为“日本第一吵闹的老太婆”——的吵闹，换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忧郁症。那位老太太最终被告上法庭，并获得了有罪判决。
忧郁症是日本常见的一种精神疾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症，因而对其有所了解。身染这种病症的人，精神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沮丧，尤其是在阴雨天。该症状似乎源于长期的压抑，治疗颇为不易，许多患者最终选择了轻生。我想，不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过度的“我慢”吧。
这种特殊的人群关系，也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频繁发生的“集团欺侮事件”。这一现象通常发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中间；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陷入精神上的极端孤立状态。由于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学生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发生令人遗憾的自杀事件时，媒体都会大肆报道一番。数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从现状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日本文化论者对这类集团现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亲身经历过的这种邻里关系，则从多个角度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这一年的生活，影响了自己长久以来已经养成的平静心情。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年春天，我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团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运行李时，那名男子与老太太发生了冲突；老太太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情形，我与搬家公司的人员一起上前喊到：“不准动手。”可能是老太太随后报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飞快地离开了。
傍晚时分，警察打来电话。确认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说：“由于发生了动手打人的事件，我们准备立案处理。您能否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形描绘了一遍。打电话的警官进一步确认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动手的？”这可能是立案所必要的证据吧。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未见到双方争吵的具体过程，无法提供这个关键的目击证言。
我据实以告，然后反问道：“你们知道那个单元的情况吧？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位老太太发生冲突，谁先动手，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响的心情，郁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觉提高了声调。
警察听出了我的语气，说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如果需要请您协作，我们可能还要麻烦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说：“没问题。”不过，警察后来并未找过我。
我一直在想，那个单元的噪音问题其实并非难以解决。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何就任由那种状况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
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特异状况外，整个团地显得异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人们的说话声，但仔细听来，多半是居住在这个团地的华人在交谈。此外，由于出门与回家的时间与别人不同，我甚至看不到这个团地中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这种印象由于我在新团地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接下来一年的团地生活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邻人，没有听到过邻人的说话声，更没有受到任何人为噪音的烦扰。我生活在一个阒寂无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已然熟悉并习惯了的世界。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习惯那样寂静的生活，那样与邻人毫无瓜葛的生活，是否与自己客居他乡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者，更是当时我置身其中的社会使然？比如说，我积极适应那样的社会，进而将其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乡与家乡的区分，已然消失了。
三
邻人转换为陌生人，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稀疏而冷漠。
在电视的纪录片中我得知，我此前居住的那个团地因“孤独死”事件在日本闻名遐迩。所谓的“孤独死”，是指无人照顾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的老人在自己房间中孤独死亡的现象。死亡原因，或者由于无法及时服用药品，或者无力制作食物。老人死亡时，通常无人知晓。直到数日后，房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时，才会被发现——通常由警察打开房门，抬出尸体。
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在食堂用餐，其中有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女留学生。期间我发现她神色不对，就询问缘由。她研究的主题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感伤主义，思绪可能深浸其中，平日就显得有些多愁善感。
似乎觉得可能有失礼之处，她踌躇许久才开口说，她的一位邻居突然死了——孤独死。她的描述反映了所有孤独死共有的特征。说完后，她不停地道歉，说不该在吃饭时提起这些，但她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急忙安慰她说：“这在日本不是很常见的吗？”
其实，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在孤独死事件中，死亡的老人并非都是鳏寡孤独。在电视报道中，故去的老人的儿女通常会流下悔恨的泪水。
与传统的邻里关系的消失并行的是，亲情也正在变得淡漠。
不过，我同时也得知，市民层面的另外一种互助关系正在形成。为了防止悲剧发生，团地居民自发组织了行动团体，对重点需要照顾的群体——尤其是独居老人——给予帮助。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许多办法。
据报道，简易可行的方法就是观察设置于一楼楼道口处的信箱。如果发现某位老人的信箱塞满了邮递信函或商业广告，那么居民团体就会考虑到是否发生了不测事件。
另外一种广为实践的方法是，定期给有疾病的独居老人送药品或饮品，或者定期协助他们打扫卫生；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独居老人的情况就得到了及时的把握。比如，每天清晨给独居老人送一小瓶牛奶——牛奶是免费的，但要求老人饮用后将空瓶放置在门外，以便回收。翌日，牛奶配送人员若发现前日的牛奶没有饮用，或者饮用后的空瓶未放置在门外，那么就会敲门询问情况，以确认是否有意外发生。
这些市民自发的努力，可以有效地防止孤独死事件发生。不过，日本社会似乎无法继续追问的是，民众仅仅满足于消极地防止这种悲剧发生吗？已然富足的社会，尤其是以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为主旨的服务型政府，除了在提高养老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上下功夫外，是否有更积极的措施？
我想到了传统邻里关系中蕴含的可能。这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乡愁，因为那种邻里关系可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经济社会高度成熟的日本，人们只能生活在周围尽是陌生人的世界中。当然，日本型的陌生人关系，由于有了比较发达的市民自助组织，正在获得独自的形态，为日本庶民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这或许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吧。
